随便摘几条史料 来说明。如《梁书太祖本纪》载，开平二年（９０８）三月，“以 同州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壬午，宴扈驾群臣并劳知俊， 赐以金带、战袍、宝剑、茶药”；乾化元年（９１５）十二月，“两 浙（吴越）进大方茶二万斤” ①。《唐书明宗本纪》载：天成二年 （９２７）五月，“伪吴杨溥贡新茶”；长兴三年（９３２）冬十月 ，“湖南（楚）马希范、荆南高重（从）诲并进银及茶” ②。后晋高 祖本纪载，天福五年（９４０）三月，“诏朝臣觐省父母，依天成例 ，颂赐茶药” ③。后周世宗本纪也载，显德三年（９５６）三月，“ 江南（南唐）李景（璟），遣其臣兵部侍郎陈觉，奉表陈情，兼贡… …乳茶三千斤”。不久，南唐又再次派宰相向后周“献犒军银十万两 ，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五十万斤，米麦二十万石” ④。

　　类似的记载还多，这里就引这些为例。前面在南北朝部分，我们 讲过北魏时，鲜卑人喝奶不饮茶，每次朝宴虽都有茶水，但南方来投 的臣僚，“皆耻不复食”，只有兵士贱役的南人才吃。

　　可是由上可以看出，到五代时就不同了，不但汉族，就是后唐、 后晋和后汉沙陀贵族，在他们入主王宫以后，也和唐代宫廷生活一样 ，尚茶之风不衰，贡赐之制不绝。

　　至于这一时期南方的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虽然分属五六个小国 各自进行，但由于社会较北方相对安定，有的政权对农田水利和经济 建设也比较重视，所以，不但没有衰落，如闽、楚等还有显著的发展 。这我们举五代各国征收茶叶赋税的一些史实为例。五代时，一仍唐 末藩镇割据的局面，茶税既繁又重。如后唐明宗时，省司及诸府皆置 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汴梁），六七处纳税，以至商旅不通” ① 。又如湖南楚国马殷，从判官高郁请，听民自摘山收茗，筹募户置邸 阁居茗，号八床主人，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岁数十万” ②。 南唐李氏时，庐州舒城县，“岁纳赡军茶七千三百五十斤”；南汉（ 都广州）刘时，新州（广东新兴）等以运茶岁久损弃，竟将茶价数十 万摊派给部民郭怀智等百余户输之，并沿以为常 ③。上面虽是讲的茶 叶税制、税额，但透过赋税，多少还是可以看出其时南方茶叶生产和 贸易的某些发展的。

　　关于五代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我们还可从有关茶书和农 书的技术记载中找到说明。如过去制茶和茶类，直到唐朝中期陆羽的 《茶经》中才具体谈到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几种，至于这 些茶的形制、特点和名字，陆羽没有再细说下去。可是至五代毛文锡 的《茶谱》中，对全国各地生产茶叶地名、园名、茶名、重量、制法 、特点等等，就记述得很清楚。这里举蜀州、邛州等记载为例：“蜀 州晋原、洞口、横源、味江、青城，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 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贡茶；芽叶相抱 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邛州的情 况是：“邛州之临邛、临溪、思安、大井有早春、火前、火后、嫩绿 等上中下茶” ④。《茶谱》指明“清明”日火，“火前”和“火后” 之外，如龙安还有清明这天造的“骑火茶”。从上录毛文锡《茶谱》 的这些散茶名字，我们不难看出，其较之陆羽《茶经》记述的内容和 反映的加工制茶技术，明显要提高了一大步。这里要补说一点，《茶 谱》不仅详细述了纤细阳春的形形式式的高档散茶，而且也一一录下 了各地形制和大小不一的团茶或饼茶。如临邛的“火番饼，每饼重四 十两，入西蕃党项重之”；小的如“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说明 紧压茶的制作，在这时也有很大发展，而且还显示是一种适应商品性 生产的发展。

　　再如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我们说过，陆羽《茶经》最早比较系 统地提到了茶树生产技术，但比较约略，对当时的茶树应该怎样栽培 管理，仍是不大看得清楚。但是，在这时《四时纂要》的这部农书中 ，对如何种茶和茶园怎样管理，记述得就十分详细，以至在我国整个 古代，有关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基本都是照搬《四时纂要》的内容 。如果不是当时发展茶叶生产的需要，《四时纂要》和唐、宋其他农 书，就无须要提茶树的栽培技术；又，没有五代茶树栽培管理的提高 和进步，也不可能有《四时纂要》那样翔实和合理的技术记载。所以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认为五代北方社会经济展有所衰退，但南方茶 叶生产和贸易反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