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镶金包银做为辅助装饰，充满自然民俗的市民生活气息，称为「市民壶」或者「民间壶」。第三类──将砂壶进行拋光处理，镶以金口、金流、金柄，有时也用铜锡类金属，风格脱离中国文化传统，迎合西亚及欧洲人的审美情趣，带有明显的异邦风貌，称为「外销壶」。壶是如此，其它器具亦然。我们很赞成这种按等级类别的归纳法，但仍不很全面，建议再补充进精工细作、典雅优美的宫廷壶这一类，因为库藏品中有许多表现当时最高工艺成就的紫砂器，不惜工本，盖世超群，是道道地地的御用紫砂器。此类制品除了带有浓厚的书卷气以外，还有富贵华美的皇家气派，社会上不流通、不得见，其制作水准与官窑一样代表了当时紫砂制作的最高成就，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然而，进呈宫廷或宫廷向宜兴定烧的紫砂制品由于受到最高统治阶层审美意趣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发挥艺术匠师和设计文人的创造才华，很大程度的禁锢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而使制品过于拘谨、规范，出现了程序化的格局。但就砂质的精炼和工艺手法以及技巧装饰上看，都较之其它之类的制品更胜一筹，绝非一般「文人壶」、「民间壶」所能比拟的。由于此类制品外界流散较少，因此对于宫廷茗壶及同类紫砂器的深入研究，应当是当今紫砂研究领域的新课题。宫廷紫砂器的款识

　　那么，宜兴紫砂器是何时进入宫廷的呢？根据现有的藏品分析，最早的旧藏品是明代万历前后带釉的宜兴紫砂即所谓的「宜均」，也有做为雕漆内胎收进的，有一件内胎紫砂外雕漆的方壶，壶底漆皮内有「时大彬」三字刻款，隐现其中，据漆器专家分析，从漆质、做工看应属晚明制品无疑。另有几件无款的砂壶砂质及工艺手法较清前期制品简练而粗放，加工不细的质地和不考究的工艺手法非常接近南京吴经墓出土的茗壶，但由于旧藏年代久远，已无法考察出确切的入藏时间，因此，在此只能略作一点推测。现存藏品中明代的很少，可以确认的是一些晚明的宜均，清代制品中清初康熙、雍正的也不多，干隆时制品不少，嘉道以后至晚清最多，民国也有一些，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清初至民国初年紫砂器的制作水准。事实上，无论是宫廷出样到宜兴定烧，还是由地方官员呈进，做为地方窑之一的宜兴窑都会选择当时最好的匠师，用当地最好的砂泥制作出最精良的优秀品种。这些当时被选中进京的紫砂器均不能铭刻上匠师的姓名，要么按照官窑的格式铭刻帝王朝代款，要么不书款，这一点也是宫廷壶与文人壶的最大区分之一，一般来说，流传于社会的高品味、高档次的茗壶，大多有名家题款，这样可以「壶以字贵，字随壶传」，而宫廷用器的特殊性使藏品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在清初的康熙、雍正、干隆三朝中，康熙、干隆有年号款，款识大小、布局格式与同期官窑瓷器相同，雍正朝未见官窑款识，干隆以后的其它各朝代也不多。也许有人会问：清代正值紫砂业的繁荣时期，名家高手辈出，宫廷是使用第一流的紫砂器，怎么会多数没有名家款识呢？

　　这是因为，首先，清代宜兴窑毕竟是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窑场，其社会地位还不如产量巨丰、朝廷重视、吃皇粮的景德镇官窑。其次，当时社会上手工业匠人的地位是卑微的，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即便是得到士大夫阶层青睐的名家高手，也只能局限于文人的圈子内，社会地位仍然被限定在封建等级之中。再者，在官僚文人合作的制品中署款，近似一种广告宣传，在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时，也宣传了文人墨客的风流儒雅，而当初由宜兴地方进贡给皇室的紫砂器是朝廷的御用品，与其它品类的御用工艺品一样，是不能留有个人痕迹的，只能遵旨书写帝王年号款，或者不书款，一切根据具体需要而定，书写铭刻帝王年号款的先决条件是在朝廷有旨的情形下，奉旨书写的，随便书写也是不成的，所以当时社会上再有名气的匠人也不敢擅自在自己的制品上署名，将自己凌驾于地方官吏之上，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留姓扬名的。和景德镇的官窑瓷器不同，干隆以前的许多宫廷御用紫砂是没有款识的，不能单纯以有无款识而论其价值。有一部分旧藏品中的无款器，藏品的砂质及制作的精美程度与当时的大家陈鸣远、项圣思、惠孟臣、杨友兰、杨彭年等名家制器相比毫无逊色，或者更胜一筹。制砂艺匠们在给宫廷的制器中倾尽了全部的心血，生怕有丝毫的闪失，小心而谨慎、一丝不茍，把毕生的心力和智能倾注于小小的茗壶中，而制作者真实姓名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被深深的埋入历史的长河中。 清　大清干隆款松根笔筒 清　梅花诗句茶叶罐 清　金彩绘山水诗句茶壶 明　紫砂胎红雕漆执壶 清　六方刻花烹茶图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