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神农的作品，一般认为，《庄子》是一本记叙楚地为主的书，所以，有关神农的传说，也当是主要出之荆楚和流传荆楚”。当然，对此也有持不同看法者，如徐旭生，就认定神农不属南方苗蛮集团，而属“西北方的华夏集团”。对于上面二种说法，笔者通过查证有关神农和炎帝资料，结合荆楚大地上留传有最多的神农和炎帝遗迹，特别从神农与茶的有关传说等等来定，我们认为把神农称之为是“华复集团”，不免虚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如果神农传说与发源西北的蜀族无关，而主要出之和流传于江汉民族的话，那么，巴蜀二族，也只有巴人才能把他们饮用茶叶的历史，和远古“发乎神农”的传说联接起来。

　　另外，有关茗饮和艺茶巴先蜀后的证据，我们还可从有关史籍中找到某些线索。如《华阳国志巴志》讲到西周初年的情况时提到：“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其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这里清楚记述到，在周初亡殷以后，巴蜀一些原始部族，一度也变成了宗周的封国，当地出产的茶叶，和鱼盐铜铁等各种方物，悉数变成了“纳贡”之品。而且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园有芳蒻（竹）香茗”，不是采之野生，而是种之园林的茶树。对于这条史料，有人以西周没有“子”的爵位，从而否定巴曾作为周的封国向周纳贡的真实性。其实，周时巴有无成为周的封国，对于巴人可能向西周进献过茶叶，并无多大决定意义。因为如《史记》中所说，不是武王克殷以后，而是在“伐纣灭殷”的孟津盟师大会之时，包括巴族在内的所谓“八百诸侯，不召自来”，周王在全国的宗主地位，实际就已经确立了。当然，战争过程中的联盟关系，并不会有战后的臣属和进献关系与义务；但是，如《巴志》所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巴族这样一个在灭殷战争中立有大功的盟友，周人在战后至少亡殷后的头几年，不能不与巴保持一种礼尚往来的关系。

　　所以，《华阳国志》上列“茶蜜”一类方物，不是贡纳，也当是巴人在西周初年与中原相互赠赐和交流的一种货单。应该指出的是在巴蜀和巴人一起参加伐纣的.部族，还有蜀人、庸、羌、髳、微、卢、彭、灇等等。但是，在《华阳国志》的这同一本书里，就只有《巴志》中提到西周初年贡有茶叶、园有香茗！当然，这不能反过来就说周初除巴以外，四川其他地方和民族就不知道饮茶和不会种茶。不是这样情况，但这也多少说明，至少到夏末周初，在巴蜀饮茶、艺茶，还是以巴人为盛的局面。这一点，我们从《华阳国志蜀志》，也可得到较好说明。如记说：“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候，名其邑曰葭萌”；这里反映二代蜀王，一个以“葭萌”名子，一个以弟名“葭萌”名邑，说明他们都极其尊崇葭萌。葭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明代杨慎作过考证：“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杨慎对四川地名“葭萌”的这段释文，只讲了以茶名地一层意思，没涉及历史；如追溯起初，是蜀王先以茶名子，地名是以人名氏地而来的。那么，蜀王以茶氏名，以茶名地，又何以能够说明饮茶、业茶巴先蜀后和以巴人为尤呢？这里需要指出，这时的蜀王不是蜀人，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蜀藉巴人”了。

　　　很明显，要是蜀裔之王，就不会用苴号候。因为“苴”也即是“巴”。唐司马贞在《索隐》中注说：“苴，音巴，谓巴蜀之夷。”如果要把苴和巴相区别的话，苴人大概是巴族移居四川以后繁衍出来的一支，是巴人的后裔。东巴西蜀，在巴人和蜀人居四川之初，是一东一西，但后来慢慢繁衍发展，就相互渗透、交错而居了。所以，至少到战国末年，巴人和蜀人长相杂居，互相融合的结果，他们的文化与族源的关系愈来愈疏，与地域的关系倒愈来愈密了。这也是这时苴人篡夺蜀王之后，不与巴亲反与巴仇的原因。在我们解释了苴人可以王蜀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对于上面蜀王以茶名人、名地的史实，也就拨开迷雾，隐约可以看出先前巴人尚茶重于蜀的印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