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的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有一次,卓琳找到与自己要好的女工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药,请人买了些糯米。不多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配合相互照顾,收获劳动中带来的喜悦。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像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忠心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
邓小平爱喝龙井茶,也爱抽点烟,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卓琳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吃。可不久,小平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但到了饭桌也叫小平“给你点儿、给你点儿”就分光了。最后,卓琳设办法了,就让一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加,心心相印,患难与共,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儿一点儿耐心地讲给我。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对待史实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5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