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获得资金，加之法制观念不强，一些地方政府对学校向教师摊派集资等做法，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鼓励。

　　熊丙奇认为，政府部门应重点查处“腐败型集资”，而资金完全用到学校上的“生存发展型集资”，其实是由于教育投入不到位、教育管理不严格、教育指导思想混乱而出现的“原罪”。

　　在熊丙奇看来，当前应彻底清理仍旧存在的非法集资行为，通过加大政府教育经费保障力度、加强学校管理，铲除“原罪”的土壤。而对既往的事实，应以历史的眼光、尊重事实的态度进行妥善处理。

　　“为什么1993年就开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长达10多年没有被政府部门查处？却被授予各种先进称号？难道是这所学校做的很隐秘？从报道看，并非如此，因为他是被作为“积极探索教育产业之路”的典型，获得上述荣誉的。”熊丙奇说。

　　“要追查的应该是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在一个学校这么长的时间里因为困难而无法再续时，主管部门去哪了？欲治田蓉之罪，先究政府之责。”有网友这样说。

　　情与法的争议：老校长是否应负刑责？

　　据查，自1993年建校至今，华润学校共欠教职工及银行、建筑商和其他社会人等债务共约7000万元，涉及教职员工及校外债主约600人。

　　就以上事实，田蓉的行为已触犯《刑法》中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定。但网上舆论多对田蓉抱以同情。

　　熊丙奇认为，对田蓉校长问罪，既不顾当初政府“不监管、反鼓励”的历史，也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问题。如果深查细究，过去20多年时间中不少学校都难逃非法的嫌疑。因此，清理每所学校过去的集资行为，作最终认定，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认为，政府投入不足，不能成为采取非法手段扩大办学的理由。“按政府规划，华润学校本来就是一个小学，他安心把小学办好就行了。发展教育是当地教育部门统筹安排的，不是一个小学校长应考虑的。”

　　周洪宇认为，应该理解为田蓉的决策行为不够严谨，负有部分行政责任，但不宜追究其刑事责任。“华润学校是公办学校，资产归国家，他集资的钱使得学生受益，转换成了学校的固定资产，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应该对田蓉法外开恩。”周洪宇说。

　　但法学专家则认为法不容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指出，即使是基于一个善良的目的，也不能以违法的手段去实现。“就好比有人抢钱去做善事，那抢钱就是应该的吗？”

　　何兵和朱建华等法学专家同时提出，华润学校承担了许多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资金义务，目的善意，可以成为从轻处罚的一个重要理由。

　　对于此案“情与法”的争论，岳彩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源在于一些法律的规定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法律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法律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一方面，社会需要更多的学校提供教育服务、需要更多资金配置到教育领域，向社会公众借钱办学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是合理的；另一方面，由于正规融资渠道困难，非法向公众借钱办学成为一些民办学校生存发展的唯一手段，导致行为结果与行为方式发生冲突。”

　　岳彩申认为，在处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时，考虑历史因素是必要的，但我们无法清算历史。要说谁应对历史旧账负责，法律上仍然应当由行为人负责，但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以及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应予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