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的马帮岁月，被导演郝跃骏定格在纪录片《最后的马帮》中，格达娜也因此为世人知晓。格达娜的出名，并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她从队里领到了两匹马，养马、赶马送货仍是她最重要的劳作。不用赶马时，她的活儿也排得很满，这几个月上山找菌子，下几个月上山找矿，有时得翻山越岭20多天。经过近半年长途跋涉，格达娜显得瘦削而憔悴，藏族人深褐色的皮肤，纯真的笑容，让人过目难忘。这是格达娜第一次到北京。这个大都市对格达娜来说，既热情又陌生。赶了一辈子马的她不识字，上厕所，也得有人帮忙指引。但她却要不停地在各种纪念品上，用拙朴的笔迹签上自己的汉语名字，忙得连跟旁人说话的空隙都没有。

　　和格达娜同行的，还有她的儿子利勇和丈夫余正辉。利勇是这次年龄最小的赶马哥，今年19岁。身材高大的他，遇到陌生人问话，红扑扑的脸立刻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在利勇眼里，还是家乡好，因为，可以和伙伴们一起爬山，再说，老家的空气，也比城里好。格达娜的丈夫余正辉在2000年以前，是“国家马帮”的饲养员。在他眼里，马通人性。他一喊，马就会很乖地停下，驮货物较多的马，余正辉会给它“开小灶”。余正辉觉得，外面的世界太复杂，还是伴着与他们相依为命的马，心里才踏实。 5个半月的跋涉，一段在外人看来浪漫如诗的行走，留给每个赶马人的，却是一路的辛苦、艰险，甚至是残酷。行前，马帮成员对这一路艰险，没什么概念。可走过了，才知道，和在家乡赶马完全两个样。每天要不停赶路，不能停留，路途上的危险更是如影随形。

　　施甸马队的马锅头杨清友是全程都走下来的5位赶马人之一，很多人在途中因生病或体力不支，不得不被后勤车拉上一程。 6月27日凌晨，马帮在四川沐川县驻地突遇洪水，马锅头们从睡梦中惊醒，洪水把帐篷和一些随行物品冲得老远，所幸人和马都没有损失。8月底，途经陕西黄陵县附近的公路时，马帮遭遇车祸，54岁的马锅头杨自祥不幸身亡，一匹马被撞死。日前在京举办的马帮文化展开幕仪式上，杨自祥之子上台接受花环，他的脸上还隐约流露出刚刚丧父的痛楚。赶马人每个月的薪酬是800元，马锅头是1000元。有人给他们算过，平均每走一步的酬劳不到一分钱。这样一笔收入，在当地也可以通过别的方法挣到。然而，古朴山民一旦答应的事，他们就讲诚信到底。

　　格达娜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一路上格达娜有过很多次后悔，她的大儿子刚结婚，儿媳又怀孕了，老母亲80多岁了等着她照顾。可是她不懂得如何去拒绝，签名签到手软了还得强挂着笑容。近年，凡是和茶马文化沾边的文化产品，似乎都能红火。

　　伴随此番马帮进京，那神秘的茶马古道，和这一段不可思议的坚韧行走，同样引来了舆论热捧。然而，那些关于旧时马帮文化的传说，在今日的这些赶马人心中，却已遥远且模糊。“我之所以赶马，就是不想让我的孩子再继续这种生活了。”杨清友这样说。

　　在《最后的马帮》的导演郝跃骏看来，马帮毕竟是一种比较落后的事物，迟早会逐渐淡出这个社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不过，更多的赶马人更愿意相信“马帮不会消失”。尽管他们确实不愿意自己的后代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但他们依旧觉得，总有交通不便的山区，需要赶马人。据说，这次活动的马匹最后将在北京卖掉。但格达娜还是期望着，与她相依为命的两匹马能被她带回去。“这些马，应该回到属于它们的固有生活环境和文化中。”郝跃骏说。

　　不同的人，对马帮有着不同的解读。但能肯定的是，经过精心策划组织的进京马帮，已不是当年的马帮，如今的柏油路，也不再是当年的古道。在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交会中，即使我们不情愿，马帮这种底层人艰难行走的文化，也终将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