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时此刻诗人的心进入茶中，把人们品茶时常见的事物，做了发人之未发的省悟，一饮进入茶中，睡意全消，感到天清地爽，一片新天地；再品神志清明，有了新顿悟，忽然像天上飞来的细雨，将空气中的尘埃清洗干净；三饮悟得人生处世之道，对人世的认知提升到新高度，再也用不着苦苦地去破除人世间的什么烦恼？好喝的茶无疑在刺激着诗人长期以来的品茶感悟，心中积聚的意会，一吐为快。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于是诗人奏响了品茶悟道三部曲，层层递进，步步为营，在众嚣中独具我见，以哲人的观念和思维，开掘前所未有的人生内面精神，妙悟盎然的新创意，写出富有哲学力量的诗篇，“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把千百年来不好言传的东西，举重若轻地用诗表达出来。诗中：“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以恰如其分地、准确无误地、高度概括地哲理性的语言，把“茶道”提出来。诗的喻体自然，妥贴可寻。你看，他说的：“谁能知道‘茶道’的全面真谛？只有仙人丹丘子才能知道。”这是全诗的最后两句，读来却有水到渠成之感。

　　皎然生卒年月不见文献记载。据现代学者考证，应为开元八年（公元朝720年）——贞元末年（公元800年）俗姓谢，字清昼（一说名昼，昼上人），晋代著名诗人谢灵运十世孙，（实为谢安后裔）。湖州长城（浙江吴兴）人，是唐代贡茶顾渚紫笋茶的产地，嗜茶亦善烹茶。出身儒学世家，有良好的幼学基础，博览诸子百家，及长学道伤了身体，中年在杭州灵隐寺受戒，遁入空门，专心于禅宗，不久回故乡吴兴（今浙江湖州）杼山妙喜寺时，已是著名的诗僧和学者。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说他是：“世之言诗僧多出于江东，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更有人说他是：亦一代伟才焉。而其僧人的身分，自然地能使他长期地生活在民众中间，汲取民间营养。与官宦、文人、道士、僧俗多有交往，常与韦应物、灵彻、颜真卿、袁平、李萼、张志和、陆羽等诗歌唱和往还，过从甚密。学习律宗、律藏，南北禅宗，内外兼修，著作颇丰，著有《皎然集》（即《杼山集》）十卷；探讨诗歌创作理论的《诗式》五卷、《诗评》三卷、《诗议》一卷，其中《诗式》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它奠定了唐诗创作的理论基础；还著有《茶诀》三卷、《儒释交游传》、《内典类聚》、《号呶子》传世。他秉承儒家的“君子谋道不谋食”为其一生使命，参禅悟道作诗，集儒释道于一身，其学识素养、惊人的智慧和哲人的思维方法，和他同时代的人是无法与其相比的。他把中国“茶道”概念与唐诗结合；把“茶道”的深邃文化艺术内涵与唐诗的文学艺术结合；把“茶道”中的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的态度与唐诗的浪漫气息结合；这无疑丰富了“茶道”的文化艺术内涵；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茶道”及中国茶文化的认识。通过唐诗来表现“茶道”，既能便于传诵，又能提高“茶道”的文化品位，也给“盛唐气象”增添了光辉色彩。

　　今天，踩着历史走回传统的历程，在历史的的热潮中，曾经独树一帜的中国“茶道”这一概念，以诗的形式问世以来，至今已经一千三百多年，它超越茶的自身，到达生命的本身，它一直植根于民间，回顾“茶道”，每当历史跟人心相遇时，有感即通！当社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时，“茶道”会豁然贯通。因为经济是一切文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茶道”做为一种文化，必然成为社会的一门独立的学问存在。任何学问，有了民间立场，才有它的生命力。茶通人生之道，品茶悟道，是人生最高境界。诗僧皎然做为提出中国“茶道”的创始人，终结了在他之前饮茶的千百年来所走过的漫长道路，开创了心态文化的最高层次——“茶道”！它以人为本，开创的中国“茶道”，将会以更加旺盛地生命力，经受起伏跌宕的历史长河的考验，永远鲜活地存在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