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宝玉、黛玉、宝钗等夜访栊翠庵，妙玉烹茶待客，除了火候、茶器、选择水的一番谈玄之外，谈到饮茶时妙玉说：“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更是饮驴了。”这种说法代表了一种影响很大的饮茶风气。其饮茶，已经不是因为解渴的需要而喝茶了，而是超越了这种具体的需要，到了品味和欣赏的程度。宋代大文豪苏轼也是此类感觉的一种代表，他品茶的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将好茶比做好女。苏轼与历代许多文人一样，将佳人看作玩物。他有一首诗题目是：《携妓乐游张山人园》，至少从题目来看，他在出外乐游时，带着美妓，并且一点也不避讳，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原因要为他遮掩呢?他在文学艺术上的许多感觉都是玩女人得来的。他非常有名的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他将美丽的西湖比做女子，他也将佳茗比做佳人，他还可以把让自己最高兴的事情也用佳人来比拟，这在他的作品中已是常态了。他一边因四溢的茶香而赏心，一边因在热水中绽放的嫩绿的美姿而悦目；他一边品着茶，一边回味那往日里翩翩起舞的一个个倩影。也可能这位大腹便便的大学人、大才子，欢闹的生活是酒，寂寞的生活就是茶了。欢乐的时候，有佳人陪伴，更需要酒来助兴；而孤独的时候，茶的清液让他的思绪更为遥远，茶就是在希望中陪伴他的佳人了。当他因诗获罪，被贬惠州之后再贬军州时，他再也难以有品味女人的雅致，那么他对茶也就失去了相应的品味。此时，他写下的《汲江煎茶》一诗中“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已是喝茶时作者身处困境时的一种痛苦与绝望的情绪写照，很难有饮茶的雅趣。甚至他能品尝到的，可能只是茶的苦涩味了。可是对一个和今天世俗中的许多文人一样，以沉入男欢女爱才能找到创作的灵感，又对宦途抱有极大幻想的宋代诗人苏轼来说，他恐怕也很难从茶中能真正体会到苦涩带给同样苦涩人生的玄学境界，因为茶的苦涩，在某种程度能安慰苦涩的灵魂。这也只能是他在潜意识中的体验了。

除了苏轼那种牵强附会式的饮茶之外，还有种种更贴近自然与平和状态的饮茶境界。

茶叶是大自然中的树叶，喝茶就是品味自然，而不仅仅是品味女人。如此说来，茶道也是自然之道，大部分的国人将饮茶看作是复归自然的一种心境表现。因而人们要求上品的茶必是清淡的，不需要过浓的香花熏制，用理性的概念表述，其味必在似有似无之间，或者既是有又是无。一旦牵涉到有与无，又怎能不成为“道”乎?有与无的问题一直是我国老庄以至现当代西方哲学探究的玄妙问题，但其实国人在喝茶时就早已将其品尝了。

《居士传》记述参禅者唐代诗人王维：“斋中无所有，惟药铛、茶臼、经案、绳床而已。”中古时的隐士，采药、饮茶，对于他们来讲，是为了修身养性和参禅悟道。最初茶之所以成为茶，可能与药不无关系。相传神农氏尝百草而遇百毒，得茶而解之。茶可以解毒，这是民间一直流传的说法，这方面我还没有体验，但是茶可以消食、可以消除油腻，我却有着深刻的体会。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参禅者来说，首先要使自己的身体处于寡欲、淡泊的状态，心才能如墙壁一般，空空然进入“壁观”状态，了悟尘世。而茶恰恰就是能使身体变得清爽、安静的较佳饮品，不仅如此，品茶过程的细节、至清之水、茶具都变成了怀有不同文化背景者的一种文化象征，饮茶者因此变得心身俱爽。杜牧《题禅院》一诗说：“今日鬃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茶烟在杜牧眼里也是可以寄寓某种意味或者进行观赏的一道自然式的风景。在这种意义上，一旦某种现象或某种物质具有了象征的童味，那么意识中的这种物质或现象就进入了艺术或哲学的层次。当强调饮茶的艺术化的一面时，就叫它“茶艺”，当强调饮茶的哲学化的一面时，就叫它“茶道”。因此饮茶悟道和饮茶论道就成了掸家和儒家的家常饮事了。饮茶的过程也就成为一种茶文化了。中国文人就是在这样淡淡的忧郁中，消化着他们的希望与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