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较早入行的行家，大都在交替中的时代间隙里抓住了机会，像梁新恩，在杂货铺，在地摊，在废品收购站里也发掘出一方新天地，实在难能可贵。故收藏之精髓，不在财力，在乎眼光与心境。

　　藏主访谈

　　是苦也，是乐也

　　收藏乐，收藏也苦，毕竟收藏是一项需要耗费个人大量精力和财力的爱好，在收藏者心目中，这可能称为“事业”会更为合适，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都会对个人的收藏造成影响，那么，梁老认为收藏的“苦”是什么呢？

　　记：您认为收藏苦吗？

　　梁：当然。玩收藏的“苦”是一种寻觅的苦心。每到一个地方，玩收藏的人第一时间是有意识地寻找古玩城，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在城内梭巡，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合心意的宝贝。但这“苦”也是考眼力的苦中作乐，寻宝一旦有意外收获，买到真正的好东西，拿回来与家人与朋友一起欣赏，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便是苦尽甘来的无上光荣。

　　记：在您的收藏生涯中，有没有遇过不顺心的事情？

　　梁：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收藏曾一度令我处于骑虎难下之势，因为那时在办展览，少有名气，家里前来拜访的人前脚出后脚进，媒体采访也令我应接不暇，每次都好不折腾，得翻箱倒柜地把东西拿出来让人拍照。

　　办展览需要我投入大量精力去整理资料和藏品，外界过度频繁的拜访也令我心力交瘁，我身体不好，烦心事太多就觉得累，一度想过放弃，看有没有人把藏品接管过去算了。那是玩收藏这么久以来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记：您是如何度过难关的？

　　梁：家庭。幸亏有家庭的支持。妻子和儿女都很支持我，妻子参与了清洗、整理和保存藏品的大部分工作；家里藏品占据如此多空间，如果没有家人的宽容，我的藏品可能很难有立足之地；退休之后，儿女也从经济上为我的收藏提供帮助；我每次办展览，全家人都会特别支持地一同出席展览的开幕式。很多人的收藏之路只走到一半，因为缺乏家庭的支持而不得不放弃，我很幸福有一个一直支持我的家庭，令我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收藏逸事

　　从“废物”中淘宝

　　没有人会想到，梁新恩齐全的四大名著小人书，竟是从废品收购站里“抢救”回来的，但那也完全得益于机缘巧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某日，梁新恩路过一家废品收购站，发现守候在门口的“收买佬”手里捧着一本小人书在看，一时怀念起自己小时候爱读的小人书，梁于是向“收买佬”打听价格，得知给废纸收购价是两角一斤，梁大喜，当即说愿意出三毛钱一斤的价格收购。

　　清点之下，发现各样内容的小人书都有，整理出最爱的四大名著，发现不齐，从此梁每周日都到废品收购站买小人书，直到四大名著全部集齐，到最后找到了32个版本的《西游记》，废品收购站原来是金矿。

　　全息广州

　　不耻言利

　　小时候常看一些有名的大鉴赏家的传记，常常是羡慕得不行。有时候也暗想，以后能做个收藏家就好了，坐拥百城，锦轴牙签，那是何等乐事！及至后来才知道，当收藏家实在是不容易，而且，要成为真正的一流的收藏大家，还必须具备“厚于资财”这一条才行。最近读到一篇访谈，受访者说：广州真正称得上收藏大家的，只有某某等三数人，其依据是，这几位老先生从来都是“有入无出”，只买不卖。

　　只买不卖，确实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附庸风雅如我辈者，靠着有限的收入与积蓄去捣腾几件小玩意，离成“家”的距离那真是差好远。

　　清代名学者洪亮吉曾把藏家分为几类，其中有一类是专门从事买卖的，称“掠贩”；有的则纯乎是厚于资财，务求精本者，称“鉴赏家”；也有的是收藏为了研究，做点学问所用，称“考证家”，以此标准自照，“掠贩”幸而还谈不上，“鉴赏”的名头恐怕是无份了，只好努力点朝“考证”方面做些功夫。但是在市场经济急剧发展的今日，古董的价格已不是我辈所能随意问的，碰上了心头好，买不下来也只有望物兴叹的份儿。

　　所以我忽然悟出，洪亮吉所谓的“考订家”，其实是我们这种玩法的一个美其名而已，既不能成为只买不卖的鉴赏家，那就用我们的方法去玩好了。上一代的大家们，也有不少是以藏养藏的，玩出大名堂。如国学大师容庚先生，他的藏品极为丰富，有好多都是通过买卖“赚”回来的，甚至听许多容老的朋友回忆，容老买卖非常精明，所以他才能换回如许的一批宝藏。

　　最近一桩轰动收藏界的盛事，是北京大鉴赏家王世襄先生将其部分藏品拍卖，所得竟有六千余万元之巨。其实以老先生九旬之高龄，钱的数目无甚大意义。然而这件事对于改变国人“耻于言利”的固有观念却十分重要。收藏本身是一种投资与增值的过程，而且像王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他对文物的考订、研究，使某件文物本身增加了知名度与价值，再通过拍卖而将这种抽象的价值表现为市场价格，不就是“知识有价”的最好说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