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养生的功效中重要是养形,人称道教饮茶讲求茶之功皆出此理。茶“久食令人瘦,去人脂”,“除烦去腻,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漱涤之,乃尽消缩”(明?顾元庆《茶谱》),而牙齿却渐渐坚实。四川蒙顶茶功效更神奇。唐武宗宰相李德裕,乃茶道中辨水高手,烹茶一壶浇到肉上,放进银盒密封,第二天一验,肉已化了水。故明屠隆说:“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道教以方仙道为首的养形派,认为神依形生,形靠神立,养命固形形神皆合方为康健。因此重视医药炼养,服食是其主要方术之一,“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草木是外养之精华,茶当然为首选之药。道教始祖张道陵也曾在“昌利山采服五芝众药,在隶上山始授弟子养形轻身法”。
茶有上述这些功效,能成仙能药用能养身,在讲究礼仪的中国,将茶饮献上与人共享,寓祝愿祈盼于仪礼之中,客来敬茶,遂成为我国各民族的一种礼仪礼俗。在日本,甚至把茶道相迎,作为国宾级礼遇。茶最早为礼据说也与道教有关,一些论风俗起源的书载:献茶给客人的仪式源于涵谷关关尹喜,他在老子西出涵谷关时,奉献一杯金色的仙药。这在道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也载有:“老子出涵谷关,令尹喜迎之于家首献茗,此茶之始。老子曰:食是茶者,皆汝之道徒也”。所以道士朱权(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著《茶谱》道饮茶者:“凡鸾俦鹤侣,圣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任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道出道教饮茶之真趣。西周时,“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巴以珍茶作贡于周朝,尹喜以贵物敬贵人,成为礼茶首创。
正由于茶在当时弥足珍贵,周朝专设掌茶官达24人,其职能是: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茶又成为帮国大礼的祭品。茶是通灵达仙之物,《尚书》云:“祭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茶作为祭天地、祭神灵、祭祖先的祭品奠物也就顺理成章。《睽车志》记载“米元章知无为军,喜神怪……每得时新茶果之属,辄分以馈神”。连民间小神也不例外,唐罗隐《送灶诗》:“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以茶为祭祀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是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日诏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齐武帝以节俭著称,以茶和茶饮作祭品实祭祀之革新,与道教守素崇俭思想为一辙,此前也当应有以茶为祭之事。晋《神异记》记载:余姚人虞洪到山中采茶,遇一牵着三头青牛的道士,告诉他叫丹丘子,并指给大茶树的地点,虞洪回到家后,以茶奠祀丹丘子。道教的斋醮科仪中普遍用茶,青城山十供中茶为其一,南宋《上清灵宝大法》云:“上帝三宝前,列茶汤”。道教香、花、水、果、灯五供中,水一般也有用茶为之。清代在祭祀真武大帝时,就用白色的瓷杯盛茶作供品。《言功设醮全集》还有献茶词:“夫此茶者,蒙顶摘芽,采仙春于峰上……望瑶台而献上”。以天下第一蒙顶茶,献供瑶台诸神,茶真乃道教甘露灵液。茶可通达大道仙界,因此在道教的追荐科仪中也有“三奠茶”。
茶之形成文化,应归功于唐代陆羽。他所作《茶经》使“天下益知饮茶矣”。“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人们景仰赞誉他:“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把他奉为“茶仙”。“诚有功于人者也”,把他祀为“茶神”。如此功在社会功在人民,当然成神成仙,被人敬之祀之拜之。
陆羽一生刚直,卓而不群,经历坎坷,但不愿入仕为官。用心血和汗水铸成千古不朽之《茶经》。今人对《茶经》的写出,中肯地概括为“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本文只阐列与道教之道缘。
陆羽生于盛唐时期,出生于楚地竞陵(今湖北天门)。玄妙神秘,自由大胆,风格独特的楚文化中,老庄哲学,屈宋诗歌,庄子散文等南方文化影响广被(茶文化中有着浓烈的南方文化色彩),也影响着陆羽,这从他著《茶经》、交朋友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从他人生轨迹中清楚地看出来,可说渗透了道教(道家)的影响。
唐代李姓王朝以老子为祖先,为表“奉天承运”,又封其为“太上老君”。唐朝政治开明,政通人和。虽推行三教一风的圆融政策,但奉行的是道先佛后,玄宗后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每家必备道教之“四子真经”,并为文人考试内容。玄宗还亲受道箓,成为道士皇帝。其后诸帝均执行扶持道教的国策。唐社会弥漫着极强的崇道氛围。故有唐一代,可说无人不受道教之影响。文士政客也经学致用,习道明志。儒道便由互黜而归宿于“儒道兼综”,由对立而互补。茶文化初始实为隐逸文化的缩影,而隐逸思想实为文人士大夫习老庄的结晶(隐者多为道者,道士是隐逸队伍的主干)。顺者儒逆者道,入官为儒离官为道。在“庙堂之上”外儒内道,以道化儒。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乃“隐君子”,以大智慧者不知隐于何处所终,为众多“以德抗权”“以道抑尊”的人士所仰慕。道士们退居于野,不慕名利,贵己养生,甚或傲视王候,简直成了心灵自由,不为物拘,游心于淡的神仙思想的象征。连孔子都赞曰:“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道教对文化人的薰染,连正统儒家诗人杜甫也写出“上有蔚蓝天,重光抱琼台,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的诗句。文人士大夫一方面渴望入仕有成,一方面爱好隐居,渴求逍遥长生。与道士交往是时尚是情操,更能显示高洁不俗。而品茶清饮,正是道士们崇尚自然,和合贵生,返朴归真的人生宗趣。
陆羽生当其时,虽曾一心学习正统儒学之道,最终却痴迷于茶的研究,人尊称为处士(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谓处士),最终写成《茶经》流传于世,道教的影响反映在他的茶学和交往之中。陆羽的好友里面,有女道士李冶,喜琴棋书画,尤擅格律诗,称为“女中诗豪”,曾被玄宗召入宫中月余。陆羽与皎然、灵澈等人组织诗社,李冶为其一员。李冶多病孤居太湖小岛,陆羽专门泛舟前去探视,李冶以诗作答足见友谊至深。还有与之交往甚多的张志和,属著名道家人物。陆羽的好友书法大家颜真卿、曾举荐他为官。颜年轻时因病入膏肓,得遇一道士救活,并劝其要多饮茶养生。颜在茶乡湖州为官时,留下不少与茶有关的美名佳誉。陆羽在27岁就深入道教植茶圣地茅山,与茅山提倡以茶养生的陶弘景不无关系,后来在《茶经》中多次提到陶先生,28岁时就写出了《茶经》前身《茶记》。他著的《茶经》所列茶人,大部分为道教(道家)人物。著作中羽化飞升、神仙典故,“精”、“俭”、“静”、“德”等茶饮的精髓思想,无不体现道教博大深遂的文化底蕴。他所设计的茶炉,取之《易经》八卦配以五行,上刻“伊公羹、陆氏茶”。伊公就是远古的仙人,不食烟火只以羹食。在炉身上还刻出“曲水”和道教三山之一一方丈。他49岁受任朝廷“太子文学”太常寺太祝(祭祀官)而坚决不就,淡泊名利,不为名累,奔波于大山河流,精于茶事勤奋茶业。在江西洪州玉芝道观,写出“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竞陵城下来”,如此清心道远的诗言,可谓其一生的写照。就在唐代,民间已把陆羽奉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河北唐县出土了一尊白瓷陆羽像,陆羽头戴道士荷花冠,双腿趺坐似盘腿,一幅道士像,特别是面部,如童稚小儿。世人解释颇多,然放在道教就不难理解,戴道冠盘腿坐已成供像。“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一个成仙得道者的像,当然是返老还童,面如稚子。自陆羽后,中国的茶才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提到茶文化,当然不能忽视佛教(主要是禅宗)对其的影响,这也是当今茶文化研究者所乐道的。“禅茶不分家”“茶禅一昧”,“吃茶去”几乎是茶人皆知。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魏晋起始,佛教便有人以道教理论来宣传佛家学说,援道入佛。禅宗更将老庄思想内容吸收并发扬,“中国禅宗思想实直承庄子学说(现代学者肖疌夫语)。故老庄与禅皆为主静,道虚佛空。老子的“无为”和佛家的“般若”相契合,便成为文人学子新的理论导向和心灵追求。“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影响着文人雅士们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特别是随唐,佛教天台宗大兴,其众多宗派大都受道教影响,非佛非道非儒或即佛即道即儒,道士讲佛法,和尚注道经,正符唐代“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唐代众多的人钟情茶,是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茶的品性相契合分不开的。茶生于灵山峻岭,承芳露,秉清灵,禀玄幽,草木仙骨,野稀之物,与此物相伴,回归自然物我两融。独品对啜之间涤除玄鉴,学道参禅,谈玄悟真,实为老庄玄学流风遗韵。虽然儒家禅宗创造了茶的仪式,佛家把茶事更加程式化,宗教化。而执著的道士们,仍守着自然无为冲寂超然的归趣。即不十分看重茶的程式,也不探究其中的技巧。没有法则才是道教顺乎自然的最高法则。无怪乎,茶至宋代,制作龙团凤饼极尽工巧“无以加矣”。而崇俭抑奢苦己利人的全真派祖师邱长春诗曰:“虚心实腹唯求饭,待客迎宾不点茶”(点茶是宋代一种繁复的饮茶方式)。元代全真派兴起,道风流行,茶人受道家冥合万物道法自然的影响,开辟了茶人与自然融合的饮茶风气。给茶文化回归道趣重返自然趋于简约打下基础。明朱洪武下令取消龙团贡茶,以散茶冲饮,遂开千古茗饮之风至今。其子朱权便说:“茶乃天地之物,巧为制作,反失其真味,不如叶茶冲泡,能遂自然之性”。他还在所作《茶谱》中表明了以茶明志风高节清的精神。一时间,宗隐逸的茶者皆循道教“药解延年,草解忘忧”之旨,追求的是“自种瓜,自种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自在然”的玄趣。
与陆羽至交的诗僧皎然,人称“茶僧”。人们把他作为佛教茶的代表。但我们看到皎然的文风宗道家简约朴质自然之道,看其诗如看《西游记》,虽云佛事,实为道本。“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以仙人食茶羽化,誉仙茶之珍奇,尽是道家玄语,再看其最著名的一首茶诗:“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 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在诗结尾处这样写道,“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说只有神仙才懂得茶道的真谛。通篇诗述道教言辞意象,识清明真,于其说是深谙茶意的诗,不如说是一篇深谙道意的华章,因此像皎然这样的诗僧,还写过纯粹道教升仙的《步虚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禅宗把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形成今天代表日本国民精神的“茶道”,诚如日本著名大师学者冈仓天心所说:“佛教中,大量吸收道教教义的南宗禅,创造了用心良苦的茶的仪式……正是这个禅宗仪式终于在十五世纪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他最后直接说到:“茶道是道教的化身”。日本茶道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又何尝不是,被称为茶“亚圣”的卢仝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碗茶诗”,堪称千古绝唱。这位不愿为官,一生以茶为伴的“茶痴”这样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诗录至此,两腋生风,茶通仙灵的吃茶境界已然道出。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就是因缘难解。
川蜀是中国茶的原始产地。《云笈七签》中有“若要汤药、杏仁、姜蜜及好蜀茶无妨”的记载。川蜀名茶首推蒙山蒙顶茶,“茶中故旧是蒙山”(白居易《琴茶》)。道教也把蒙山茶作为供品。蒙山茶自唐朝开始到明清,一直为贡茶,为茶史中罕见。蒙山茶也作为佛教产茶对社会的一大贡献。但蒙山顶的庙相传建于汉代,初为道观,后改为佛寺。有关蒙山茶是这样记载:“汉代甘露祖师爷姓吴名理真者手植,至今不长不灭,共11株”。汉代初为道观而吴理真祖师爷为汉代人,从称谓姓名来看都似道教中人,实可再稽考。
青城山道观苦丁茶的制作史有记载。而青城道教秘制“洞天贡茶”早在唐代即享盛名,《茶经》《茶谱》皆有录。现成为“青城四绝”之一。青城山还有一种茶称为“猴茶”,1938年张大千居士上青城山,观中道友招待大千就用此茶并换得画幅。这种青城野茶,生于悬崖峭壁之上,人不能及,每年早春由道观训练的灵猴攀岩采摘下来,故名“猴茶”,年产不过斤余。
湖北武当山盛产名茶,至今仍为佼佼者。道人亦种茶。史载“太和山出骞林茶,木之并者,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后“供明王朝宗室享用”。
安徽休宁齐云山产绿茶,“祁红屯绿”者是。至今山上道士还多种茶。“白岳黄芽”名闻遐迩,其味鲜醇浓甘。古时休宁有松萝制茶法“自是天家清供,名曰片茶”,一般为道教供茶。
广东罗浮山有高山“云井茶”。苏东坡赞曰:“纵复苦硬终有录,汲黯少戆意饶猛”。另有道士常年养身饮用的“云雾甜茶”非红茶非绿茶,味甘性凉,入口香味四溢,还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山东崂山海拔千米处有一天茶顶,半空悬崖中生出棵野生茶树,相传此茶可疗百病,至今仍是枝繁叶茂。另道教引种崂山茶,也成为道家一绝。其它如南岳衡山,湖北木兰山,江苏茅山(茅山茶不久前受到中央领导人赞誉),等道教大小名山宫观,洞天福地所产名茶不胜枚举。
道教所涉茶事甚多,如唐代著名道士叶法善,在浙江松阳卯山修炼,利用卯山优质水土种茶,制成形似竹叶,色泽绿润的茶叶取名“仙茶”,因品质上佳,为唐高宗珍爱,列为贡茶。如佛教天台山乃茶禅之地,为茶叶东渡日本起过重要作用,日本茶祖荣西从天台山带回去茶种,并著《吃茶养生论》,述茶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的道家栖要。天台山种茶起源,乃是东汉道士葛玄(葛仙公)首开植茶之风。如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武夷山天游观与道士静参谈茶事,无比钦佩,回后写道:“非到山中鲜以为颠人语也”,高度评价静参对武夷山茶特胜品第的精通。如现代道士艺术家阿炳,拉琴一辈子,喝茶也是一辈子,他的那首《二泉映月》(人称二泉仙曲),就是多次在二泉茶室喝茶受师父启迪,发自心灵的不朽名曲。以至后来每当他要演奏此曲前,总要喝上一盏酽酽的浓茶。道士与茶缘不一而足。
庙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摇篮,很多宫观在庙会期煮茶迎宾。随着庙观经济的发展,不少庙观本身或周边,都开始设茶舍茶寮,专供香客品饮,如上海城隍庙、成都青羊宫、二仙庵,四川青城山,武汉长春观等。很多社会上的茶楼茶肆,也将茶房装饰成仙家楼阁,以“八仙”“仙家”“群仙”为名的茶馆比比皆是,好的茶叶也以“仙茶”“神仙茶”“仙芽”“神品”相称。红楼梦中妙玉所奉之茶名曰“老君眉”。可见道教影响的流风泽被,人们品茶也就是要品味一下神仙般的感受。
日本学者说:“道教对亚洲生活的主要贡献是美学领域”。饮茶艺术是道教生命价值的神圣体现,反映在中国茶文化中的是一种动态的道教精神,“这种和平艺术,造就着一种民族精神”。人们总是误以为道教人是在消赊生命,殊不知他们真正在创造生命力。道教在茶文化中的影响如此深刻,正如冈仓天心大师所说:“道教是针对现世即我们自身”,“掌握了生活艺术的人便是道教所谓的‘真人’。”饮茶作为一种养生方式,贯穿着道教“以德治命”的理念。当今,一些人们物质生活不断提高,而欲望却无限膨胀,心态既浮燥又不稳定。在宗教应与社会相适应的今天,道教是否应积极提供心灵养生的途径和食粮。外国人称中国的茶是“文化大使”,我们中国道教也是否应该挑起这副“文化大使”的担子,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