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本来说好，房租每年100元，可黄家见我们可怜，不肯收了。”老杨说，黄家是他们在异乡遇到的第一个恩人。

　　老杨从4户村民手里租了十来亩土地种蔬菜，租金就是帮这4家人完公粮。

　　卖菜一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为了4个孩子，夫妻俩不得不一边种庄稼一边捡垃圾供他们读书。无数次，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妻子任淑兰晕倒在垃圾堆边，每次捡回一条命醒来后，又不得不拖着麻袋继续在垃圾堆里刨啊刨。

　　即便怎么创收，孩子们依然吃不饱。一对双胞胎女儿在学校住读，每顿饭，她们都只打一份饭菜，合着吃；上高中的儿子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4个孩子成绩很好，他们常常有放弃读书外出打工的念头，老杨不许：“我自己就是没文化，才让孩子吃这么多苦。”

　　2004年，大儿子杨天伟考上广东茂名理工学院；2005年，二儿子杨天罡又考上华南农业大学，目前正攻读硕士；2007年，一对双胞胎女儿分别考入西南大学和重庆工商大学。

　　放假了，孩子们一般都不回家，这样可节约路费，也可在大城市里打工、捡破烂挣生活费。

　　孩子们有出息，又懂事，老杨很高兴，可面对每年共计近4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他们只能拼命捡垃圾。

　　下力回报好心人

　　老杨每月44元的低保，是这个家继捡垃圾后的又一笔丰厚收入。2007年，老杨一家6口全部享受了农村低保，每月有近200元收入。他永远记得当时的杠家乡乡长周林对他家的照顾。

　　“当时很多人说我们人户分离10年了，解决低保有问题，是周乡长到处为我们说好话。我二儿子杨天罡考上大学后，他还私人送了钱……我常常在想该怎么报答他，可我送他什么，他都不肯收。”老杨说。

　　2008年，老杨家的低保被全部取消，“周乡长调离杠家乡了。”老杨说，直到今年，在新任谭乡长帮助下，才又给他家解决了一份低保。

　　为感激谭乡长，老杨狠心买了包13元的烟送去，谭乡长收下了，可又倒给他200元钱，“他说不能白拿我的烟……”

　　昨天，得知老杨的情况后，垫江县民政局领导来到他家，送了3000元临时救助金，桂溪镇政府也送来1000元救助金，并表示继续关注其生活状况。“党的恩情，我们全家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老杨感动得哭了。

　　老杨和妻子心里还有笔细账――这些年，哪些人帮过他们，怎么帮的。他还让儿子将这些都记在本子上：“以后有能力了，要重重回报。”

　　老杨印象中，春花4组40多户村民，每一户都对他有恩――有一年开学前，几个孩子1000多元的学费没着落，虽然农村有过年期间不能借钱的习俗，但村里的易华、易成两兄弟还是借给他800元；老支书黄武尧借了400元，这是老杨第4次找他借钱；前不久，黄武尧又拿来两件半新的大衣，老杨很高兴，这下儿子冬天上课就不冷了；才到新家时，邻居程世权帮他插过秧苗……

　　在村民印象中，老杨总是借钱，多则上千元，少则20元，但他总会尽量还清，还了再借，借了再还。“他从不拖账。”现任村支书龚元明说。

　　10年来，对那些好心人的帮助，老杨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回报：送菜、帮忙下力不收钱。

　　10年来，春花4组共去世10多位老人，每次葬礼上，大家都能看到老杨的身影――放鞭炮、抬花圈、守夜、送菜……

　　5年前，房东黄明书的丈夫江朝安去世后，老杨为之守了10夜。而在此之前，他已义务为江朝安针灸抓药长达半年。

　　老杨很感激垫江报社一名记者，2005年，正值二儿子杨天罡考上华南农业大学，这名姓吴的记者报道了老杨的故事，并为他儿子的学费四处奔波。“最后，垫江八四厂捐了2000元、县民政局支持了1000元，垫江鼎发公司一位工人捐了400元，民政局李局长和县关工委联系解决了1000元儿子上大学的路费；杠家乡政府出面找县妇联，解决了2000元……”

　　“那年收谷子后，他给我送了10斤新米，这就是他最好的东西了。”吴记者回忆，“不久，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生日，非要送我100元钱，我怎么忍心收他的钱？后来，我才知道，他竟然将家里不多的粮食卖了，才凑了这100元。”

　　报恩就是杨氏家训

　　“这些回报不是负担。”老杨说，有些事情是该做的，有些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

　　工业园区征地时，房东曾说“我卖个偏房给你，你再扩建一下，拆迁补偿时也能得点补偿。”老杨拒绝了：“不能这样骗政府的钱，这是搞假。”

　　地里好点的菜，老杨和妻子舍不得吃，要卖了供孩子读书，他们只吃些别人给的老菜叶。

　　“我们虽然穷，但要有自己的头脑，要知恩图报。”老杨常常这样教育4个孩子。

　　“我们父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母。”大儿子杨天伟说，小时候，父母常把四兄妹拉到院坝里，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对着天空讲家训：“你们要记得，人要有良心，要记住别人的好！”

　　“寝室的哥们对我最好，有啥好吃、好玩的，都会无偿与我分享。我无力回报，只能帮他们打水、打饭。”老二杨天罡说，这样做了自己心里好受些。

　　2006年，大儿子杨天伟大学毕业在广东一企业上班，刚让家里松了口气，不想半年后该企业就垮了，他只得回到重庆，一直没找到固定工作，只能勉强养活自己。作为老大，没能帮父母撑起这个家，他心中很内疚。

　　老杨不敢将自己的病情告诉儿女，担心影响他们学习：“每一天，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但老杨顾不上想这些，他只想在有生之日给妻子和儿女创造一个家，将6万多元的欠债还清，尽力回报所有帮助过他们的好人。

　　首席记者 周立 记者 汪云剑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