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荔枝挂果时，联发果场决定转包土地。5月31日，果场单方面与承包商巢祖金签订承包合同，将“联发果场第一期已开发的300亩左右的荔枝、龙眼果园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给巢祖金，价格为“41万元人民币”，包括“开发果场管理补偿费和承包金”，承包经营期限“从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至二○四六年九月三十日止。”签字处，联发果场的代表变成了时任镇长的区楚安。

　　对于300亩土地被转包一事，相关村民事先并不知情。至今，不少村民仍未见过这份《联发果场承包合同》。

　　1996年，荔枝树已经挂果，而土地为何忽然被转包？村民认为，当年荔枝果实累累，市场平均价为每斤12元，政府看到有利可图，便把果园转包给他人，“把农民踢出去”，以获得更多利润。

　　当年曾参与此事的蛟塘镇农办副主任李家新则解释，荔枝树确实长势良好，但结果状况却不理想，因此经营效益并不好，而县、镇两级政府又缺乏后续资金，于是决定招商引资，转包土地。

　　为了顺利转包果园，蛟塘镇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以动员村民承认转包事宜。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求村民领取土地承包金。

　　1996年6月3日，政府发出通知，要各生产队长领取土地承包金，土地承包金为每年每亩6.3元，约300亩土地50年的总承包金为94590元。通知发出后，万二、万三、万四等生产队都去领了钱。

　　“我们那时都是被迫的，政府已放出话了，承包金就这么多，你们要就拿走，不要就没有。”5月19日，跃万村小组的村民说。

　　不过，在涉及转包的16个生产队中，仍有7个生产队当年并未立即领取承包金。蛟塘村前进村小组的4个生产队直到1997年7月18日才领到承包金。

　　镇府望村民诉诸法律

　　当承包金发放完毕后，本属于村民的300多亩土地的处置权，在50年内，便归属于联发果场，或者说是归属于蛟塘镇政府。

　　此后，这块土地又两易其手。1997年，时任镇长陈国森转租给香港人康国高；2005年，土地使用权的接力棒正式传到了夏健荣手上。

　　由于此前土地曾被征用，面积由300亩缩水一半，变为150亩，因此，承包价格仍定为41万元，“一次性付款”。承包期内，夏健荣要向联发果场缴纳管理费，“由二○○五年开始至第五年，每年缴交2000元人民币，第六年至第十年按递增百分之十的数额缴交，即每年缴交贰仟贰佰元人民币；以后每五年递增一次，每次均递增百分之十。”

　　不过，蛟塘镇分管农业的党委委员李超明并不认同土地处置权“归属于镇政府”的说法，他认为，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应归属于联发果场。只不过，政府是联发果场的大股东。而联发果场的股份构成以及政府占多少股份，他并不清楚。

　　蛟塘村民却认为，1996年土地转包后，联发果场早已名存实亡，只有蛟塘镇政府在其中获利。

　　2008年12月28日，夏健荣向镇政府提交申请书，表示种荔枝不赚钱，希望改种速生林。这一申请随后获得批准。2008年底，荔枝树被全部砍掉，自那以后，土地变成了荒山。

　　一直以来，村民对蛟塘镇政府变相剥夺土地使用权的做法就颇为不满，而此时，看到荔枝树被砍光，老板的举动激起了村民重新收回土地的欲望。

　　2009年大年初三，万三队35户村民召开会议，集体决定“收回土地”；初四，村民开始分地；万二、万四两队的分地运动也同时间展开。

　　4月，分到田地的村民开始种桉树。买桉苗，撒化肥，请人种树，不到一个月时间，2万棵桉树占领了荒山。

　　期间，夏健荣曾多次找村民协商，希望村民不要种树，而村民却认为这块土地本就属于他们，早该归还给村民所有，“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桉树，有什么错？！”。

　　双方协商无果。4月27日，夏健荣终于做出过激举动。

　　冲突发生的第二天，万二队队长周嘉顺、万三队队长周桂明、万四队队长周尔冲等10多人找到镇政府，希望政府就土地归属问题和冲突一事给个说法。接待村民的镇党委委员周间仪表示，“打架一事，要找派出所”，而对于土地的归属问题，“希望村民通过法院解决。”

　　5月15日，高要市副市长刘坚大接访，蛟塘村民到场反映问题，刘副市长表态“(此事)要跟进一下，两个月内给村民答复。”

　　5月19日，镇党委委员李超明表示，“希望村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如果村民觉得他们有理，可以去告政府，如果政府输了，就归还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