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老友钟公子来访。钟公子名无毓，字廷英，家境豪富，其父曾为知府，公子富才华，慕文长诗画才情，时相过从，两人竟为忘年交。这日，兴致大发，竟至大赌藏钩游戏，并由各人写下字条为凭：徐渭要喝茶，就让钟公子写出若输则交出后山茶一斤；钟公子喜文长书画，就让徐渭写出若输就要替他画18把扇画。赌的结果，钟公子固然要给徐渭后山茶一斤，徐渭却也要为他写上18把扇面。后山茶、系当时名茶，产于上虞县后山。明万历《绍兴府志》“山”和“物产”两节中均有说明：“县后山，在县署后北城经，其麓产佳茶”。“茶，上虞后山茶。”徐渭得到茶很高兴，但当场要立即画18把扇面却并非易事，他毕竟已是71岁的老人了，结果写得他口焦唇燥喉干舌涩，两臂酸痛腰间无力，大约写到最后，确实没力气了，就只好对钟公子说：“你的茶契我烧了吧，我的扇债你也免了吧！”这个以扇赌茶的游戏最后以有趣的求饶作结，真是风雅得可以，足见徐渭为得到佳茗而化出的劳力。

在今上虞市曹娥庙左侧厢，有浙江省著名的天香楼藏帖碑廊。这是清代嘉庆元年至九年，由上虞人王望霖撰集、仁和县范圣传镌刻的，汇集了沈周、文征明、唐寅等明清80多位书法家的墨宝，真行草隶诸体皆备，蔚为大观。原刻碑藏于梁湖天香楼，1987年整修曹娥庙时移设于此。在这些书法珍品有一处颇引人注目的墨宝：徐渭《煎茶七类》。文后还有一段王望霖的评述：“此文长先生真迹。曾祖益斋公所藏，书法奇逸超迈，纵横流利，无一点尘浊气，非凡笔也。望霖敬跋。”又盖有两颗藏印。王望霖的跋语，从书法上评述了徐文长此碑超凡脱俗、出类拔萃的成就，“非凡笔也”一语作了最高的概括和赞美，所以全稿在书法史上有重要意义。

从茶史上论，徐渭的《煎茶七类》稿是中国茶道之至论，而且这文稿的形成和出现，又有着引人导幽探秘之魅力。《煎茶七类》在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徐渭集》中书题下谓：“旧编茶类似冗，稍改定之也。”这“旧编”是谁呢？众说纷纭，或谓明代陆树声的《茶寮记》。但《茶寮记》出于1570年前后，而徐文长此文写于1575年，亦即《茶寮记》问世后之四五年。仅隔这么几年，又怎称“旧编”呢？《徐渭集》中的这一疑问在天香楼藏贴的《煎茶七类》中却明白清楚地解决了。原来在藏贴的文末，徐渭还有一段跋语：“是七类乃卢仝作也。中夥甚疾。余临书稍改定之。时壬辰秋仲，青藤道士徐渭书于石帆山下朱民之宜园。”壬辰，系万历二十年（1592），为徐渭去世前一年，这是他作《煎茶七类》行书刻贴之年，离1575年作草书《煎茶七类》已十六七年，在这长长的十多年间，他当然继续阅读许多茶道之书，自然了解陆树声论著与卢仝著的异同，如果果真出于《茶寮记》，则他一定会注明这一出处，何况此时他已是孱弱老人，穷困潦倒到无以为生计的地步，而陆树声则官至礼部省尚书，正是人贵盛势，如由此引起陆之不满，他又如何承当得起呢？但他依然在跋语中明确注明此为“卢仝作也……余临书稍改定之。”这种秉笔直书，不阿权贵的耿直精神正是茶道真谛。徐渭饮于茶行于道，深得其中个味，为这一千古名作注明出处，解决茶史研究上一个疑团。《煎茶七类》主要内容将在《茶与文学》章中作专题介绍，这里仅就上虞天香楼藏贴的这一跋语的重要作用予以说明，亦适见徐渭对茶道理论研究之深刻和写作态度之认真。

徐渭晚年，贫病交加，正如他自述：“渭无状，造化太苛猛想逼”，“骨脊肱弱”，“贫而多难”。他又嗜茶，茶多由友人供之，每一得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次钟元毓赠以后山茶，他高兴极了，立即复信道：“一穷布衣辄得真后山一大筐，其为开府多矣！”“开府”即嘉州蒙山茶，亦为当时名茶。一次答友人馈鱼：“明日拟书茶类，能更致盈尺活鲫否？”以书写茶类之文去换鲫鱼，可见贫困无奈的程度，也可见世人对其写茶类之文的重视与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