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店乡位于终年云雾缭绕的雅安蒙顶山区。公元前５３年，药农吴理真在此开创人工种茶先河，蒙顶山也得名“世界茶文化发源地”。而从雅安西行仅２００公里，随着山地海拔急剧抬升，就进入了广阔的藏区。

　　身处高寒地带的藏族人民常食酥油、牛肉等高蛋白高热量食品，从前也缺乏蔬菜水果，饮食结构特别需要茶叶所含的茶素、维生素等来调节均衡身体所需。他们很早就知道来自汉地的茶叶有此功效，世代饮用，即便今天咖啡、可乐等各种饮料花样百出，以藏茶熬制的清茶和酥油茶仍是藏族人的每日饮品。

　　“我们藏族有句谚语叫 宁可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 。藏族人喝茶的历史有１３００多年，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是和茶息息相关的。”加央洛丹说。

　　８９岁的甘绍郁仍清晰记得当年茶马道上的人背马驮运送藏茶的热闹景象。

　　甘绍郁住在雅安市多营镇大山脚下的公路边，六、七十年前，这里正是茶马古道通往藏区的第一个歇脚点，背夫们背着茶叶，手拄拐杖，翻越重重山脉，迈向茶马交易中心康定和更深远的藏区。西藏的大商户也派大规模马队下来驮茶。

　　如今的“茶道”依然繁忙，只不过载重卡车替代了人畜，背夫们的身影凝固为城市雕塑。６０年前，为和平解放西藏而修建的二郎山公路因为隧道的开通而不再险峻，从雅安出发仅需２个小时就到达康定。

　　甘家曾因从事茶叶加工而经历兴旺与衰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甘邵郁的小儿子甘玉祥重振家业建立“兄弟友谊”茶厂，并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路边茶制作技艺”传承人。

　　“雅安每年生产８０００吨以上的边茶，将近三分之一的雅安人从事与边茶相关的行业。”甘玉祥说。

　“边茶”是藏茶的叫法之一。名称的变化折射了１０００多年来西藏与内地关系的密切互动。

　　唐朝时吐蕃王朝统治雪域高原，那时就有“蕃茶”入藏，元代则称为“西番茶”，到明清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以茶叶供应控制边疆的统治理念催生了“边茶”的说法。清朝雍正皇帝给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以及各大寺庙的赏赐中，都少不了砖茶。茶叶供应不仅关乎藏族百姓生计，更对藏区稳定有着难以忽视的作用。

　　６０年前西藏和平解放前夕，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曾指示“要把茶叶发展起来，把茶给藏民运进去，使他们能买到茶叶”。作为四川人，邓小平深知茶叶对西藏以及进藏军人的重要性。雅安茶厂提供的资料显示，进藏的１８军曾收购了雅安的十万多包库存茶包，通过康定辗转运往藏区。１９５４年底，川藏公路通到拉萨后，雅安茶叶更是源源不断地运往西藏。

　　在兄弟友谊茶厂，小山一般堆放着竹篾包装的“储备茶”。甘玉祥说，国家十分重视对边销茶供应的保障，在生产、流通、价格等方面实行专门的国家储备制度。

　　历史悠久的雅安茶厂至今仍珍藏着一种“团结茶”的样品。１９８５年，西藏自治区成立２０周年时，中央在雅安茶厂订购４０多万份“民族团结”牌的茶砖作为礼品，送给西藏每户农牧民一份，传为佳话。

　　实际上，民族团结的理念早就是藏茶的内涵之一。据史料记载，汉藏人民曾团结起来抵御“外茶”入藏。１８９３年，随着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侵略的加剧和《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英国在亚东开埠通商，东印度公司产自大吉岭的茶叶涌入西藏。但藏族民众认为印茶性热而燥，远不如雅安茶性凉解燥，醇香入味，经煮耐熬。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专门就此向清朝中央政府陈述，要求禁止英国人贩卖茶叶。《藏茶》一书的作者李朝贵说，雅安的制茶师曾拒绝英国人邀请去印度帮助提高茶叶质量。印茶最终也未能获得藏族百姓认可。

　　如今，没有人比加央洛丹更理解“团结”的意义。他２０００年他来到雅安开茶厂时还没有任何经验，一些汉族制茶高手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授给他和藏族工人。

　　“现在我们开厂收购这么多本地茶农的茶叶，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另外每年收购装茶的竹篾子，也可以给老百姓创收５００多万元，”他说，“现在我们也可以帮助、回报别人了，我感到很骄傲。”

　　进入２１世纪，藏茶不再只限于黝黑的砖茶。在拉萨的大小超市里，都能找到朗赛茶厂和其它厂家生产的速溶酥油茶和甜茶。

　　加央洛丹说：“现在藏族人生活节奏加快了，很多人难得有时间自己每天熬酥油茶，速溶产品方便了许多。到西藏的游客也喜欢购买，把藏茶带到各地。”

　　有着６０多年历史的雅安茶厂，一方面仍严格保留藏茶的传统制作工艺，同时也开发了更多样的茶产品，例如用来装饰房屋墙面的茶砖，茶枕，闻香用的茶包。在雅安，甚至有一家以茶砖装饰客房、提供茶宴席的茶文化主题酒店。

　　雅安茶厂有限公司董事胡进说，除了继续给藏区百姓提供优质产品，“藏茶古镇”雅安的厂商们现在十分重视开发新产品，希望把健康、醇香的藏茶推广到更多地区，让这份绵延了千年的汉藏茶缘一直续写下去。（春拉、晋美、党文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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