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伯伯接着告诉我，“1949年，你爷爷让我去汉口报到的第一件事是去成立南昌的茶叶公司。工作刚刚完成，他又电召我去重庆，与西南大区的贸易部长刘卓浦和我在复旦的同学张荣祥一起坐军用飞机去北京，商量成立西南茶叶公司的事情。我们一到了北京就到中茶去见他。你爷爷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在世界茶叶市场上打出中茶的品牌，把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已经占领的国际市场夺回来。他说：‘我们中茶有国家做后盾，在全国各地有像你们这样年青有为、有经验、有知识的茶人，这可是训练有素的千军万马，在十年内超过印度，锡兰是可能的。’我和张荣祥听了都特别兴奋，我们也是那千军万马中的一军一马啊。”

“那时的中茶虽然人不多，但可有阵势了。你爷爷从三十年代起，有那么多学生和一起工作过的人，他在北京一呼百应，干什么事情都是雷厉风行的。一个公司的风格，就像一个人一样，中茶的那几年真像个充满了朝气的年轻人。你爷爷不讲等级，思想挺开放，谁有好主意就听谁的。我们组成了西南茶叶公司之后，我有了新的想法就给他写信，他特别支持，没有条条框框。那时候，我们的精力旺盛，一天当十天用。1950年初，总公司急需要红茶，所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能在重庆和宜宾建起两个精制茶厂，收购毛茶，赶制了几百箱红茶从汉口交货。干得可真痛快呵！可是，没几年，在三反五反时，你爷爷在中茶受了冲击，他只好辞职了，真可惜，太可惜了。”从他的话里，我听得出他不只是为爷爷可惜，他是为失去了那次大好时机而可惜。

近两年来，我常与熊森伯伯通电话，和他聊聊过去的事情。但我心里很清楚，他毕竟已经九十多岁了，每次给熊伯伯打电话，我的心就提在嗓子里，只有当我听到他那宏亮的声音时，我的心才慢慢地放下来。可是这一天毕竟来了，我永远都听不到熊伯伯在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了，但他告诉我的这一段故事却给我留下了多么可贵的记忆。

此文刊发于《吃茶去》杂志2010年12月号，原文标题为《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写在熊森伯伯离去之时》，下图为《吃茶去》杂志样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