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茶文化的特点，这也是沙龙所没有的。中国的茶馆接纳四方来客，是三教九流、五方杂处的场所，后来为了迎合士大夫们精神贵族的心理需要，同酒楼一样设置了“雅座”，以示他们清高的身份。但不论文人雅士还是走座引在卖浆之流，但他们在品茗休闲之余同样需要娱乐、需要有精神上的享受，于是在茶馆开始有了书场，有了弈棋弹唱，这大概从宋朝就有了“说书人”，这就是说通俗历史故事的艺人，北方称评话，后来发展的南方就是评弹、曲艺，这种演艺当时新兴的评话，只是口头相传授，没有脚本，后来经文人整理就称为“话本”，这些话本来自史书与稗官野史，是虚实相结合的，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些话本经过历代文人不断修改、补充、润色、最后定稿，终于诞生了伟大的四大古典名著。可以说中国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有相当一部分是诞生于茶馆的，它是通俗文学的发源地，当中国文学建立了一个伟大里程碑。茶馆中设书场，为艺人提供演艺舞台，也给茶人带来娱乐，两者有机结合，这是茶馆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创造。我们今日在茶馆中依然能见到的评话、曲艺正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茶馆文化的遗迹。这是值得我们今日的演艺界重视和继承发扬的。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特色。中国的酒肆始于何时待考证，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便是茶馆与酒肆给人带来的氛围和情趣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宁静淡泊、清静安逸。饮茶者大多淡薄于名利，对于人世间的烦恼患得患失能怡然处之，精神上有较好寄托，而酒肆熙来攘往，缺少了一份宁静淡泊的气氛。酒肆中不令失意之士，他们有强烈的喜怒哀乐与欲求，好持酒使气。他们饮酒有的是为了“浇愁”，为了“麻醉”，为了寻找“刺激”。而酒肆正是他们“发泄苦闷”最好的场所。诗人李白因功名不就而醉卧长安酒肆。曹操咤叱风云、挟天子以令诸侯，拥兵百万，位极人臣，但都掩不住他们胸中的一份愁绪，曹操作《短歌行》抒发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孤独苦闷心情，依然不能超脱。即令“三千宠爱在一身”居万人之上的杨贵妃，在醉酒之下，也捺不住好身在深宫的红颜哀怨。一出京剧《贵妃醉酒》充分流露了她内心的苦闷。虽然这都是酒力的麻醉使他们失态忘形，但他们的愁绪说明了他们的人生倾向，何以有这么多的人选择了“杜康”，沉缅于酒的王国？岂不闻“酒不醉人，人自醉”吆？这是值得深刻思考的，酒与茶的两大归宿，可以说是人们在文化上的分野，这里也检验着每人的性格与后天修养，嗜酒者有性格因素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后天养成的，也即是文化因素，受教育的程度和环境因素造成的。嗜酒者往往是信奉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向往酒醉沉迷的生活，不大注意养生。而茶道者们比较清醒，从不自暴自弃，很有节制他们注意休养性、很有点老庄哲学的味道，倾向于清净无为，对功利看得淡薄。而茶馆正好适合他们过闲情逸致的生活，这无疑为茶馆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为文人雅叙创造了个自然的环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社团——文学研究会，便是诞生于北京的茶馆“来今雨轩”，其人员有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郑振锋、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耿济之、孙伏国等。在此前南开大学周恩来、邓颖超等成立觉悟社办《觉悟》刊物也是在“来今雨轩”进行聚会等活动。可见在旧时代，比较成格局的茶馆都是文人们乐于聚会的场所，是茶馆营造了一个文化环境，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们提供了活动的舞台，茶馆不仅孕育了中国伟大的古典文学，同时也陶冶了中国人的情操、典雅、含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