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就是代表。总之，宋元时期，高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便是代表。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茶文化的最辉煌时期。三 朝鲜李朝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明朝后期、清朝前期，弃团饼而用散茶的泡茶道形成并流行，紫砂茶具独领风骚。茶文学艺术兴盛，茶馆繁荣，形成了以泡茶道为中心的中华茶文化第三个高峰。清朝中期以后，中华茶文化由盛转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茶文化衰落。朝鲜李朝时期，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纪，受明朝茶文化的影响，饮茶之风颇为盛行，散茶壶泡法和撮泡法流行朝鲜。始于新罗统一、兴于高丽时期的韩国茶礼，随着茶礼器具及技艺化的发展，茶礼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更趋完备。朝鲜中期以后，酒风盛行，又适清军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鲜朝晚期，幸有丁若镛、崔怡、金正喜、草衣大师等的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丁若镛(公元1762-1836年)，号茶山，著名学者，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惜已散逸。金正喜(公元1786-1856年)是与丁若镛同时而齐名的哲学家，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他的金石学和书法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禅宗和佛教有着渊博的知识，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菜，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草衣禅师(1786-1866年)，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茶道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丁若镛的《东茶记》和草衣禅师的《东茶颂》是朝鲜茶道复兴的成果。在《世宗实录》(公元1454年)里记载庆尚道有6个地方和全罗道28个地方产茶，在《东国舆地胜览》(公元1530年)记载庆尚道有10个地方及全罗道有35个地方产茶，庆尚道有3个地方和全罗道18个地方产贡茶。高宗二年(公元1885年)中国茶二次大规模渡海传入。朝鲜时期产茶遍及朝鲜半岛的南部。朝鲜李朝时期，中国的泡茶道传入，并被茶礼所采用。但煎茶法和点茶法同时并存。朝鲜茶文化通过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之后，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民间的饮茶风尚走向衰弱后，反而茶精神发展到了高峰时期。朝鲜的茶文化由盛而衰，由衰而复兴。四 现当代时期现当代是指二十世纪以来，这个时期，韩国茶文化走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韩国在日本统治下，全国47所高等女子学校中的大部分学校中都开设了茶道课，但茶文化发展缓慢。1945年光复后，茶文化复苏，饮茶之风再度兴盛，韩国的茶文化进入复兴时期。这一时期，韩国茶人出版了《韩国茶道》(1973)，建立了茶道大学，创立了多种茶文化团体，今年又创办了《茶的世界》杂志。韩国“茶学泰斗”韩雄斌先生不仅将陆羽《茶经》翻译为朝鲜文，还积极收集茶文化资料、撰述中国茶文化史，奠定韩国茶文化向中国寻根的观念;百岁茶星、韩国茶人联合会顾问、陆羽茶经研究会会长崔圭用先生，早在1934年就到中国并侨居8年，深入中国主要茶区，潜心致力于中韩茶文化的研究，出版了《锦堂茶话》、《现代人与茶》、《中国茶文化纪行》等书，翻译了明代许次纾的《茶疏》和当代庄晚芳的《饮茶漫话》等书。崔圭用先生特别重视与中国茶文化界的交流合作，90高龄后，仍四次来中国，令人敬佩。精于茶道、成就卓著的韩国国际茶道协会会长郑相九先生译著《中国茶文化学》，内含中国茶道精神、中国茶文化概观等十二章，内容丰富。近年来，常来中国，率团表演韩国传统茶礼。还有韩国国际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释龙云法师、韩国茶人联合会会长朴权钦先生、韩国茶文化学会会长尹炳相先生、韩中茶文化研究所所长金裕信先生、韩国佛教春秋社社会长崔锡焕等韩国茶人也纷纷前来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茶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当代茶文化的复兴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茶人、茶文化学者如王家扬(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文华(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余悦(江西省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董淑铎(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童启庆(浙江大学教授)、夏涛(安徽农业大学教授)等亦到韩国访问、进行茶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