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积极的不合作之意。而佛则更多的是在清贫、在苦难中寻求一种平衡和妥协，是一种柔性应对，这于强权之下的中国芸芸众生似乎更为需要。柔性的妥协文化，更多的是面对自我，面对内心。即使是面对客观，也是与客观的相对平衡，它的积极进取是一种普度。普度也只是一种教义的普遍认同和心灵调适，没有太多除暴安良、变革现状的成份，要说有，也只寄希望于因果轮回。我有一首题香积寺的诗，企图阐解佛家的教义，但未必尽其意。诗曰：“聚善可普度，香积是佛缘，得生皆因果，无欲自超然。”

　　佛家以茶为伴，于是茶文化在庙堂、在民间发展的同时，也在寺院发展起来，寺院得文化的近水楼台与传播的先机，或者说占有文化传播的平台，于是更有其倡导性，对于在寺的出家人，在家的居士，以及这些僧俗辐射的广大社会人群，无疑是一种示范。于是在茶道等茶文化的实践与学术阐发方面，也就有了行领作用。寺院茶文化在古代中国虽比不上庙堂，比不上士大夫及文人雅士，但却也是重要的一翼。

　　民间的劳苦大众，对于茶，形而下的方面多，注重解渴、消暑、祛病，主要在物质实用方面。而寺院除了这些形而下的需求，还有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形成观念形态的文化范畴。

　　佛家修炼的清静无为、澄和明净，与茶的品性相向，精神层面是和谐投契的。于是“茶禅一味”才能成为?种概括，茶和禅是同一的，茶道即佛道。

　　法门寺出土的大量金银茶具，印证了茶文化在佛家寺院的渊源之深厚，也证明法门寺是皇家寺院，这些茶具是皇帝对于寺院和高僧的御赐与褒赏。佛家既然把茶禅当作同一体，可见重视教义的程度。那这些来自于皇宫的珍贵茶具，也便是佛的供养品了，如同法器一样的重要。这些如果非谬的话，茶具其精美、其文化含量、其投射的茶文化在当时的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