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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与明清晋商的衰落的关系
发布时间 2009-07-04 浏览 37642 次
一种是滥征、重征商税。如乾隆二十九、三十年（1764、1765），多伦诺尔地方“违例滥征”，以致“商贩稀少”。（清档军机处录副，期成额、观音保《为筹办本税事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乾隆三十三年（1768），归化城监督福礼重征商税，曾引起山西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上京控告。福礼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任，将原由杀虎口征税货物，又在归化城重征，仅七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初六日就多征税银3200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四达、彰宝《查审归化城监督福礼收税一案》）光绪元年（1875），山西普源公商号，由广东采办药材、药酒，运销直隶，途经天津，被钞关重征，以致商人赔累，被迫改道青岛，由山东运销直隶。
二、捐输频仍。所谓捐输，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要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敬输银3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 110万两；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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