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贴的《煎茶七类》中却明白清楚地解决了。原来在藏贴的文末，徐渭还有一段跋语：“是七类乃卢仝作也。中夥甚疾。余临书稍改定之。时壬辰秋仲，青藤道士徐渭书于石帆山下朱民之宜园。”壬辰，系万历二十年（1592），为徐渭去世前一年，这是他作《煎茶七类》行书刻贴之年，离1575年作草书《煎茶七类》已十六七年，在这长长的十多年间，他当然继续阅读许多茶道之书，自然了解陆树声论著与卢仝著的异同，如果果真出于《茶寮记》，则他一定会注明这一出处，何况此时他已是孱弱老人，穷困潦倒到无以为生计的地步，而陆树声则官至礼部省尚书，正是人贵盛势，如由此引起陆之不满，他又如何承当得起呢？但他依然在跋语中明确注明此为“卢仝作也……余临书稍改定之。”这种秉笔直书，不阿权贵的耿直精神正是茶道真谛。徐渭饮于茶行于道，深得其中个味，为这一千古名作注明出处，解决茶史研究上一个疑团。《煎茶七类》主要内容将在《茶与文学》章中作专题介绍，这里仅就上虞天香楼藏贴的这一跋语的重要作用予以说明，亦适见徐渭对茶道理论研究之深刻和写作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