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未提到茶叶产量或茶叶贸易，以此推论吐蕃在唐代就用普茶过于武断。在传统的志书上，提到物产时往往并不是以产量作为入选标准，云南明代以前的志书中也提到过很多地方产茶，但这并不表示其产量达到贸易水平。我们知道，茶从唐代开始一直是中央政府进行茶马交易、控制吐蕃的利器。但如果南诏－大理有茶叶进入吐蕃，将极大削弱中央政府对战马的获得和对吐蕃的控制。又从史料看，如果大理国有茶叶供应吐蕃，那也不必用重要战略资源—战马，去换中央政府的茶叶和布匹，宋朝也就没必要在桂林设立茶马司了。如果我们用后期的史料反证唐宋的茶叶生产状况的话，也应该引用正史，正史中关于茶叶税收的记录则是生产销售状况的最可靠的佐证。《元史》（１３７０年）虽然提到过大叶茶，但将云南列入不产茶的行省；明初云南茶课（见《明会典》，１５０２－１５８７年）为十七两三钱一分四厘，即使按茶税较低的明代中期每茶引三钱记，云南上税的茶也仅５７担多，不到３０００公斤。云南茶叶生产是在明代中叶才开始飞速发展。天启年间，由于普茶产量的增加，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