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安产茶历史悠久，早在建县前的唐代就开始种茶。唐代“比屋皆饮”之风，在福安亦有蛛丝马迹可稽，从溪潭镇溪北村后山唐墓中出土的青釉茶托杯，足资说明。

    历五代至南宋孝宗时，福州知州、右丞相、晋江梁克家（1128—1187）所著的《淳熙三山志》中就提到“（茶）今古田、长溪近建宁界亦能采造”。福安建县前，属于长溪县版图，其地理位置，恰是靠近建宁。至宋淳祐建县，福安已成为宋代产茶的242个县份之一。从赛岐苏阳村黑瓷兔毫盏残片的发现，说明福安于宋代也曾风行过“斗茶”这一习俗。宋知州周牧的《资圣寺》诗：“烹茶汲水盈瓯雪，一味清霜齿颊涵”，志书载寺在廿一都，即今之溪潭镇，也说明当时福安之茶，已是清香可口，齿颊涵芳了。

    历元至明清，福安曾隶属于福宁州，州治设霞浦，下辖福安、宁德两县，故州号福宁。“（茶）福宁州有出”，这是明成化进士、翰林院编修、江西提学佥事、莆田黄潜（仲昭，1435—1505）所编的《八闽通志》中简略的记载。崇祯11年（1638）版的《福安县志》，已将茶列入土特产货类。福安城内北真庆观后，有井，叫观后井，“明崇祯年（1628—1644）凿，泉香味甘，为诸井冠，邑人烹茶，多汲于此。”乾隆四十八年（1783）版的《福安县志》则载“茶，山园皆有”。可见茶在福安种植、饮用，已经相当普遍，茶墨结下不解之缘，由来已久。

    自“五口通商”、“番舶弛禁”后，福安茶开始对外贸易。坦洋万兴隆茶庄首制“坦洋工夫”红茶成功，翌年各庄竞相仿效，制造日盛，输出月增，“昔年闽茶运粤，粤之十三行，逐春收贮，次第出洋……”（见清侯官郭柏苍撰《闽产录异》）远销西欧及东南亚各国，与福鼎白琳、政和并称三大工夫茶，驰名中外。咸丰元年（1851）举人、邑人郭尚宾写的《桂香山记》就述说着坦洋产茶美且多，已被外邦誉为“小武夷”了。清廷为了横征暴敛，除原在白石海口设有海关、厘金局外，更于同治五年（1866），又置茶税局于坦洋，由省委员督办，这是福安茶税课的开始。据光绪七年（1881）统计，当时邻近各县之茶皆云集坦洋，茶庄有30来家，茶叶出口量达7万余箱（4.2万担），价值大洋178万元。

    围绕着茶事这个主题，清宣统二年（1910），福安茶商就组织了“福安茶业研究会”。民国元年（1912），四川茶务讲习所试验场和吉林省农业试验场曾函索、函购福安茶种、茶树，以供试种。廿三年（1934），福安职中创设了茶业科一班，专门培养从事茶叶生产、制造、运销等方面之人才，并附设有农场、茶场、制造工场和研究室等以供实习。是年，全县的茶号尚存67家，为茶叶的繁荣和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而，由于当时政府只知榨取，不知保护，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茶栈、洋商从中高利盘剥以及国际市场剧烈的竞争排挤和战争等等诸多原因，据不完全统计，从民国四年（1915）至廿三年（1934）的20年中，茶市犹如波浪，时起时落。红茶由从前的10万箱降至4万余箱，绿茶由5万件降至4万件。生产每况愈下，终于一蹶不振。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即拨巨款无偿资助茶区垦复。1952年，重建了省茶业科学研究所。1979年，福安大白茶单产（干）超千斤，创全省高产纪录。1984年，全国茶叶良种会议审定通过福安大白茶为国家级良种。福安之茶由昔日的“半山茶”逐步走向平川，绿遍原野，香飘五洲，誉饮重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