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赴北县视察时，居然吟出毛泽东在《沁园春》一词里的名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大陆之行。说实在的，连战先生在他的整个“和平之旅”过程中，似乎没有说过一次“统一”，也很少提及“中国”，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确确实实地为连战所感动。这是为什么呢？

记得连战在启程之前，特意表示自己是带着一份“人文的情怀”前往大陆的。好像是为了印证这份心境，他在离开家门前说了一句谚语“未晚先投宿、鸡鸣好看天”，意思是出门在外，天未晚就要找店住宿，鸡叫了天一亮就要抓紧赶路，用来暗喻两岸关系的发展要未雨绸缪。这句谚语见于成书于明万历年间（清朝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修订）的民间谚语集《增广贤文》，大陆的一些小旅馆也喜欢“未晚先投宿、鸡鸣好看天”作为对联挂在门口，以招揽顾客。

就是这样短短一句谚语，一下子拉近了大陆百姓与这位台湾政坛领袖之间的距离，在连战走出机舱的那一刻，多少人顿生“大哥，你回来了”的无限感慨。人们纷纷引用古诗抒发相见恨晚的情怀，唐朝大诗人贺知章（约659-744年）的《回乡偶书》的前两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成为网上和媒体引用率最高的诗句。但是贺诗的后两句“儿童想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似乎与连战在大陆的高知名度不相吻合，所以另一个唐朝诗人高适（702-765年）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燕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后两句就自然而然地替代了“儿童想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广为传颂。

在南京，作为接待连战第一个**地方大员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热情洋溢地吟出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 年）的名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忆江南》）。在西安，**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有感于连战主席生于斯长于斯，不可避免地想起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名句。在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对连战引用鲁迅先生两句旧体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题三义塔》，1933年），作为成为国共两党关系的真实写照。在接待江丙坤的时候，**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陈云林也借北京今年第一场春雨，引用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年）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引申说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洒在春天的汗水一定能够结出秋天的累累果实。在人民大会堂，一贯不苟言笑的**中央总书记**，也以愉悦的神情引用孔老夫子的名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篇第一》）。

大陆上上下下各级官员如此这般不约而同地附庸风雅，其实用意决不是在卖弄自己国学的素养，而是在借此确认文化上的知音。“高山流水”的传说，中国人应该都不陌生。春秋年间，晋国大夫俞伯牙奉命去楚国修聘，中秋之夜泊船于一座山崖下，适逢雨收云散，皓月当空。伯牙抚琴一曲，刚好樵夫钟子期在山崖下躲雨听琴。伯牙问子期:“假如下官抚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闻而知之否？”子期答应一试，于是伯牙沉吟片刻，其意在于高山，抚琴一弄。子期赞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又凝神一会，将琴再鼓，其意在于流水。钟子期又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伯牙大惊，推琴而起，遂与子期结为兄弟，留下千古传奇。

那么，海峡这边的伯牙频频奏出的“高山流水”能够被对岸的子期们所欣赏理解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说别的，李源潮在南京 “春来江水绿如蓝”一言既出，能够立即在台湾引来不同的政治解读，就说明不论“蓝”、“绿”，对白居易的诗还是能够欣赏的。而“绿营”的民进党是否会步泛蓝的后尘“登陆”，来一个“绿如蓝”，也确实成为舆论界关注的焦点。其实，台湾没有经历“文革”，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等保留得比较完善，即使是绿营的政治人物也深受中华文化熏陶。早在2000年“大选”的时候，陈水扁就曾刻意朗诵唐代诗人张九龄（678-740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的诗句，以凸显自己的中国文化根底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台独原教旨主义派拉开了一定的距离。2004年大选险胜之后，陈水扁又引用唐朝诗人王维（650-676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劝戒不服输的对手，希望不服输的对手接受失败，不妨把自己完全放空，静心观察世事变化，从此找出新的出发点。现任行政院长的谢长廷当年在竞选高雄市长的时候，因为对手提名的候选人迟迟没有定案，这样调侃道：“我已经准备好年底的选战，但此刻的心情却是‘拔剑四顾心茫茫’，想应战，却不知道对手是谁。”这里“拔剑四顾心茫茫”应当是引用一句古诗，被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指出是错误引用了唐朝大诗人李白（701-762年）《行路难》中的一句：“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之一》）。说到行路难，宋楚瑜还借用白居易的诗句刻画陈水扁的摇摆善变及反反复复的个性：“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 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太行路》）。宋楚瑜先生在出访大陆之前接受凤凰卫视吴小莉采访的时候，特别引用了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建议两岸不要军备竞赛，而是要“修文德”，建立互相之间的尊重与信任。

可以说，两岸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从这个角度看，90年代两岸的谈判代表——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是两岸谈判的最恰当人选，因为他们之间最大共同点也是他们的国学素养。汪道涵生于1915年，而辜振甫则生于1917年，都属于学富五车的旧式中国文人，两人都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辜振甫不止是一般爱好，说起平仄声韵也不含糊；汪道涵在讲话中常常引经据典，引用的也多半是古典文学中的诗词警句。汪道涵先生曾用唐朝诗人王湾“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次北固山下》）的诗句，描绘台海的远景。1998年10月辜振甫访问大陆，在上海豫园参观，看见一对石狮子，辜振甫说分不出是公是母的，就即兴评论说“顽石不恭”。参观以后，辜振甫提笔挥毫写下“但知春意发，谁识岁寒心”的题词。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此句之出处，于是想当然以辜振甫引用“古诗”描述两岸情势发消息。实际上，“但知春意发，谁识岁寒心”的诗句是辜振甫自己的原创，而不是什么“古诗”。

作为留美政治学博士的连战，其国学功底虽然略逊于辜振甫，但他在中山陵的三鞠躬，在西安祖母墓前的三叩首，特别是在北大的感性演讲，充分展示了他那份“人文情怀”的独特魅力。在这次依然成为经典的演讲中，连战从“斯草、斯木、斯事、斯人”为出发点，引经据典，“感时、伤时、忧国”又不乏诙谐幽默，把听众悄然带回到近代中国史的时光隧道，从自由主义、三民主义说到社会主义，直至点出“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十二字主题。这个主题典自北宋哲学家张载（1020-1077）自述的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连战先生特别解释说，这十二个字“听起来有一点老古板，好象太古董一样。但是毕竟这是我们老祖先心血的结晶”。

连战这个“古董”的说法，不禁令人想起台湾作家柏杨的“酱缸”理论（《中国人与酱缸》）。按照柏杨的逻辑，“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所以柏杨得出结论：“中国人在这个酱缸裹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会进一步的了解分析。” 柏杨的分析固然不无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大道理就是两岸的中国人都是一个酱缸里泡出来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大同小异。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大酱缸，连战可以不说一句“统一”，甚至不说“中国”，却处处让人感到他在讲中华民族的融合，使许多炎黄子孙感动得热泪盈眶。

可以说，两岸的最大公约数不是抽象的“中国”，而是华夏文化大酱缸。缸还在，就有共鸣，统一就还有希望。如果有一天打破了酱缸，中文只是没有文化内涵的简单工具，台湾就成为了另一个新加坡，两岸的统一也就不再可能，甚至也不必要。所以，这里借用连战先生演说的句式，把“现状”一词用“酱缸”置换，“在今天两岸的情形下，我们必须要维持我们的文化‘酱缸’。当然，‘酱缸’的维护不是一个静态的，不是一个退缩的，不是一个消极的。两岸可以存异求同，凝聚善意，累积动力，开创一个崭新的、亮丽的未来。”

行笔至此，突然想到在连战、宋楚瑜确定大陆行之后曾遭到那位自称用日文比中文好的李登辉先生的强烈抨击。有趣的是，李先生在痛骂连、宋的时候，脱口而出的是“两人甘愿成为现代吴三桂”。吴三桂？哈哈，原来不遗余力“去中国化”的李先生也不能免俗，跳不出大酱缸的范围。“台独”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