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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的很多路，都是千年古道。路面、路基当然都会发生很大变化，但是，作为一个个聚居点之间的最近距离，作为人们为了生存必须穿越的基本轨迹，其实变化不大。因此，我们的双脚，每天都在踩踏着唐宋元明清的兴奋和疲惫，处处都在重复着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叹息和眼泪。
中国的很多路，都是千年古道。路面、路基当然都会发生很大变化，但是，作为一个个聚居点之间的最近距离，作为人们为了生存必须穿越的基本轨迹，其实变化不大。因此，我们的双脚，每天都在踩踏着唐宋元明清的兴奋和疲惫，处处都在重复着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叹息和眼泪。
也许正因为重复太多，习以为常，我早已不习惯沿途怀古。要怀的东西难于计数，而且历来又有那么多人怀过，我们何苦为了写文章而伪装敏感和天真？但是，当我走在山东、河南一带时，心情发生了变化。我会经常停在路边，一次次前顾后瞻，不看别的，就看路。这是因为，那些路上曾经留下的脚印，太古老、太著名、太重要了。
现在，山东、河南一带的道路都修得很好，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那是应该的，因为这些道路的奠基工程，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那时候，地球上并没有几条像样的路，哪儿都是野草禽兽，一片荒昧。
我曾经在殷墟遗址不断地向东瞭望，遥想着一条古道上的大批行走者，由东朝西而来。那是商王朝首都的一次大迁徙，由国王盘庚带领。他们的出发地，是今天山东曲阜，当时叫奄。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殷，今天的河南安阳。
这次大迁徙带来了商王朝的黄金时代，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生命力。我们从甲骨文、妇好墓、青铜器中看到的那种伟大气韵，都是这次大迁徙的结果。但是，当时商王朝中有很多贵族是不赞成迁都的，盘庚遇到了极大阻力。
我们今天在《尚书》里还能读到他为这件事发表的几次演讲。这些演讲不知后人是否加过工，但我想，大体上还应该是这位三千三百年前真正的“民族领路人”的声音。
听起来，盘庚演讲时的神情是威严而动情的。
他说：你们责问我，为什么要惊动无数臣民，把他们迁到远处去。我不知道你们要与我争辩什么，我只想说，过去，每当灾祸降临，历代先王总是带领着百姓迁徙远方，从不留恋他们亲手缔造的原有都邑。我这次作出这个决定也是这样，是为了拯救你们而迁都，而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罪，故意用这种方式惩罚你们。我要带你们到一个新的都邑去，其实早就该迁了，没迁，是我的过错。我已经听到先王的在天之灵在一次次责问我：“你对我的百姓为什么这样不负责任？”正是为了提醒我们尽快迁徙，先王降下了灾情。
有时，盘庚的口气转向愤怒，可以想象他此刻把目光转向了一些什么人。他说：你们这些人，心中藏着邪恶的念头，聚敛财物，倨傲放肆，蛊惑民心。你们上了船又不愿渡河，直到这条船朽漏倾覆，到时候只能大家一些沉溺。今后，有谁还“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不仅不让他们迁到新的都邑里去，还要消灭他们！
盘庚又转过身来了，口气变得温和，说：你们不要受骗，坏人正是在利用你们身上的毛病让你们犹豫不决。你们应该听我的命令，迁徙的计划不会改变了，跟着我吧，赶快出发，到新的都邑去，创造新的生活！
……
于是，迁都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
有很多单辕双轮的牛车，装货，也载人。商族在建立商王朝之前，早就驯服了牛，被王国维先生考证为商族“先公”之一的王亥就曾在今天商丘一带赶着牛车，到有易部落进行贸易，或者直接以牛群作为贸易品，这便是中国最早对“商业”的印象。因此，商人驭牛，到盘庚大迁徙时早已驾轻就熟。至于乘马，早在王亥之前好几代的“相士”时期就已经学会了，但不太普遍，大多是贵族的专有。迁徙队伍中，更多的是负重行走的奴隶，簇拥在牛车、马骑的四周，蹒跚而行。
向西，向西。摆脱九世衰乱的噩梦，拔离贵族私门的巢穴，走向太阳落山的地方。西风渐紧，衣衫飘飘，远处有一个新的起点。
半道上，他们渡过了黄河。
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他们当时是怎么渡过黄河的。用的是木筏，还是木板造的船？一共渡了多少时间？有多少人在渡河中伤亡？但是，作为母亲河，黄河知道，正是这次可歌可泣的集体渡河，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片大地的质量，惠及百世。
渡过黄河，再向西北行走，茫茫绿野洹水间，有一个在当时还非常安静但终究会压住整部中国历史的地名：殷。
由于行走而变得干净利落的商王朝，理所当然地发达起来了。
二
两百多年后，商王朝又理所当然的衰落了，被周王朝所取代。有一个叫微子的商王室成员，应顺了这次历史变革，没有与商王朝一起灭亡，他便是孔子的远祖。由此，孔子一再说自己是“殷人也”。
两百多年后，商王朝又理所当然的衰落了，被周王朝所取代。有一个叫微子的商王室成员，应顺了这次历史变革，没有与商王朝一起灭亡，他便是孔子的远祖。由此，孔子一再说自己是“殷人也”。
大概是到了孔子的前五代吧，孔氏家族又避祸到山东曲阜一带来了。孔子出生的时候，离盘庚迁殷的旧事，大概已有七、八百年。这一个来回，绕得够久远，又够经典。
那个西迁的王朝和它后继的王朝一起，创造了灿烂的商周文明，孔子所在的鲁国，也获得了深深的滋润。严格说来，当时鲁国已经成为礼乐气氛最浓郁的文化中心，这也是孔子能在这里成为孔子的原因。在文化的意义上，曲阜，这个出发点又成了归结点。这一个来回，绕得也是够久远，又够经典。
孔子知道，自己已成为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主要维护者，但周王朝的历史枢纽一直在自己家乡的西边，他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一再地深情西望。三十四岁那年，他终于向西方出发，到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今洛阳）去“问礼”。
他已经度过了自己所划定的“而立”之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念和行为方向，也在社会上取得了不小的声誉，因此他的这次西行有一点派头。鲁国的君主鲁昭公为他提供了车马仆役，还有人陪同。于是，沿着滔滔黄河，一路向西。
从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也不算近，而在孔子的时代，实在是一条漫漫长路。
孔子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洛阳城里的那位前辈学者老子。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为了一个人。这次要拜访的这个人，很有学问，熟悉周礼，是周王朝的图书馆馆长。当然，也可以说是档案馆馆长，也可以说是管理员，史书上记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这里所说的“史”，也就是“吏”。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
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根据《老子》一书中的某些语言习惯，断定此书修编于孔子之后。我的观点是，更可信的资料证明，把老子和太史儋搞混是汉代初年的事，按照老子的出世思想，他怎么可能出关去投奔秦献公呢？至于古籍的语言习惯，则与后世学派门徒的不断发挥、补充有关，先秦的不少古籍都有这种情况。
我相信孔子极有可能向老子问过礼，不仅有《礼记》、《庄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古籍互证，而且还出于一种心理分析：儒道两家颇有对峙，儒家如此强盛尚且不想否认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难于否认。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向老子问了什么，老子又是怎么回答的？这就有很多说法了，不宜轻易采信。其实，各种说法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我觉得有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一种说法是，孔子问老子周礼，老子说天下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另一种说法是，老子以长辈的身份开导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
如果真有第二种说法，那就不大客气了。但在我想来，却很正常。当时，三十余岁的孔子还没有著书立说，名声主要产生在故乡鲁国，远在洛阳的老子对他并不太了解。见到他来访时的车马仆役，又听说是鲁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显耀、骄傲和贪欲，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没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过于急切地治国平天下，一定会误国乱天下。因此，他的归宿，是长途跋涉，消失在谁也不知道的旷野。
孔子当然不赞成。他要对世间苍生负责，他要本着君子的仁爱之心，重建一个有秩序、有诚信、有宽恕的礼乐之邦。他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后带着他们一起长途跋涉，去向各国**游说。
他们都非常高贵，却一定谈不在一起，因为基本观念差别太大。但是，凭着老子的超脱和孔子的恭敬，他们也不会闹得不愉快。鲁迅后来在小说《出关》中构想他们谈得很僵，而且责任在孔子，这是出于五四这代人对孔子的某种成见，当然更出于小说家的幽默和调侃。
认真说起来，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会合。二千五百二十年前这一天的洛阳，应有凤鸾长鸣。不管那天是晴是阴，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
他们长揖作别。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这些人不管多么热烈或歹毒，都无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最好是对手，才会产生着了魔一般的精神粹砺。粹砺的结果，很可能改变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强化自己。这不是固执，而是因为获得了最高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就像长天和秋水蓦然相映，长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长天，秋水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这里，老子更明白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自己是孔子了。
他们会更明确地走一条相反的路。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两点相同：一，他们都是百代君子；二，他们都会长途跋涉。
他们都要把自己伟大的学说，变成长长的脚印。
三
老子否认自己有伟大的学说，甚至不赞成世间有伟大的学说。他觉得最伟大的学说就是自然。自然是什么？说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本来，他连这几个字也不愿意写下来。因为一写，就必须框范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范和限定的；一写，又必须为了某种名而进入归类，不归类就不成其为名，但一归类就不再是它本身。那么，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还能写什么呢？
老子否认自己有伟大的学说，甚至不赞成世间有伟大的学说。他觉得最伟大的学说就是自然。自然是什么？说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本来，他连这几个字也不愿意写下来。因为一写，就必须框范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范和限定的；一写，又必须为了某种名而进入归类，不归类就不成其为名，但一归类就不再是它本身。那么，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还能写什么呢？
把笔丢弃吧。把自以为是的言词和概念，都驱逐吧。
年岁已经不小。他觉得，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经到来了。
他活到今天，没有给世间留下一篇短文，一句教诲。现在，可以到关外的大漠荒烟中，去隐居终老了。
他觉得这是生命的自然状态，无悲可言，也无喜可言。归于自然之道，才是最好的终结，又终结得像没有终结一样。人就像水，柔柔地、悄悄地向卑下之处流淌，也许滋润了什么，灌溉了什么，却无迹可寻。终于渗漏了，蒸发了，汽化了，变成了云阴，或者连云阴也没有，这便是自然之道。人也该这样，把生命渗漏于沙漠，蒸发于旷野，这就谁也无法侵凌了，“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大”，在老子看来就是“道”。
现在他要出发了，骑着青牛，向函谷关出发。
向西。还是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洛阳到函谷关也不近，再往西就要到潼关了，已是今天的陕西地界。老子骑在青牛背上，慢慢地走着。要走多久？不知道。好在，他什么也不急。
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份，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
鲁迅《出关》中的这一段写得不错：
老子再三称谢，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楼，到得关口，还要牵着青牛走路；关尹喜竭力劝他上牛，逊让一番后，终于也骑上去了。作过别，拨转牛头，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多久，牛就放开了脚步。大家在关口目送着，走了两三丈远，还辨得出白发、黄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尘头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变成灰色，再一会，已只有黄尘滚滚，什么也看不见了。
老子的白口袋里，装着他在关口写作并讲解《道德经》的报酬——十五个饽饽，这又是鲁迅的小说手法了。我喜欢鲁迅对于老子出关后景象的散文化描写，尤其是把白、黄、青全都变成灰色，再变成黄尘的色彩转换。而且，还写到关尹喜回到关上之后，“窗外起了一阵风，刮起黄尘来，遮得半天暗”。老子会怎么样，很让人担忧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第一代圣哲的背影。
关于尹喜是怎么处理那五千个中国字的，我们不清楚，只知道它们是留下来了。二千五百多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上几千年来被翻译成外文而广泛传播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纽约时报》公布，人类古往今来最有影响的十大写作者，老子排名第一。全世界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据调查，《老子》几乎每家一册。
要不要感谢关尹喜？不知道。
先顶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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