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使中华文化变得立体。

　　第一， 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 　

　 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小孩时应该推己及人。这当然很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 　

　 现在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广告：“为了你的家人，请你注意交通安全”；“开车两口酒，家人千行泪”等等，当然都很能打动人心，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要酒醉驾车，难道主要是为了家人不流泪吗？那些被酒醉者撞死街头的路人呢？应该知道，人性、人道，具有离开朝廷和家庭的独立的终极意义。真正的大善，产生在素昧平生的公共空间。
　
什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那就是，达·芬奇在公共空间里画壁画，米开朗基罗在公共空间里做雕塑，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天天观赏，大家评论，形成市民精神的粹炼和凝聚，然后一起呼吁一个新的时代。这种公共空间在中国文化史上十分稀缺。我们对艺术品，总是“收藏”，不是皇家收藏就是私人收藏。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市民意识、公民意识，这是一切现代化思维的载体，这个载体在中国文化中比较狭小，我们应该加以拓宽。

古代文化中一般都缺少公共空间的意识，但欧洲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就有一些街头演说家发表演讲：“雅典城的市民们！”“罗马的市民们！”这种早期意识的沉淀，对后来的现代化起到了不少的正面作用。 　　

第二， 中华文化不在乎实证。 　　

中国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善和恶、贵与*，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这一来，就给虚假、伪饰、谣啄、冤案、假冒伪劣产品留出了广阔的地盘。 　　

这个问题严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已故现代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发现，在明代国家档案《明实录》中，即使是关系一国命脉的经济数字、军事数字，都严重不实。连制造钱币这样的财经大事，所记金陵一次所造的数量，实际上整个明代两百多年间天天加班制造都不可能完成。但是，这些重要档案的记录者、校对者、审核者、阅读者没有一个能发现，他们连发现的敏感都没有。

这使黄仁宇先生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数字化管理。这个问题到现代还在强劲地延续。数字是有的，但没有管理，没有实证。例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看到那些公开发表的数字，都未被实证，像“亩产二十万斤”之类。文革之后，平反的冤案几百万件，足可证明至少有几百万专案组人员、审查人员完全无法对那些诽谤和诬陷予以“证伪”。他们绝大多数不是恶人，因此更可说明这是一种集体文化惯性。

我们对于谣言，喜欢“无风不起浪”的判断，造谣者在顷刻之间就赢了一半。被谣言伤害的人也历来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逻辑来自我安慰，结果谣言充斥四周，无法以实证来消除，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由于大家对虚假缺少敏感，更缺少实证方法，因此这些年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记者横行天下，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不良影响。

　　现在，我们在经济建设、国际贸易、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先后走上了实证之路，即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化管理之路，而在文化思维上还远远没有跟上，“假大空”现象处处存在。本来，“谣言止于智者”，文化应是验证真伪、抵拒虚假的大本营，没想到这些年来，谣言出得最多的是文化界。为求读者的耳目刺激而胡言乱语的现象，在媒体上大量出现，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言论自由”，其实，虚假一旦自由了，真实就被扼杀了。 　

　有人会说，既然是真实，你应该自己证明啊。其实，真实是难于自证的，人们能做的只能是“证伪”，即证明哪里不真实。证伪，需要有一种集体敏感和共同法则，这一切，中华文明基本上还不具备。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以推广实证主义开始的，中华文化也应在增强实证机制即证伪机制上，克服自身弊病，焕发新的生命。 　　

第三， 中华文化不在乎创新。 　　

这一点，大家都可能有所认识,政府一再强调，中国继续发展的道路在于自主创新，可见中华文化的这个历史缺憾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时候了。 　　

这一点也是从中华文化的优势中翻转过来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成果多，回过头去学习、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想到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中国最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中国最推崇的艺术家，往往是各方“无争议”，却不知道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规范的挑战，不可能“无争议”。

　　现在掀起“国学热”，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传承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作过度的盲目赞美，因为历史的惰性、历史的悲剧、历史的灾难也都与之有关。在这方面，鲁迅先生、胡适之先生的相关论述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我非常热爱传统的中华文化，但心中又十分明白，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在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