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传统是我们的血”？

我的理解，传统一词的最重要意义恰恰是“流动”，而不是“凝固”。传统传统，代代相传，通过习俗，也通过变革，通过官方，也通过民间，通过渐进，也通过激变……传统流动着，像大河，像空气，像云彩，更像血液……把“传统”喻为“我们的血”，这无疑是有力的。传统的重要性一下子变得鲜活可见、汩汩有声了。没有人不珍视自己身上的“血”。要知道，一个人受伤，如果失血过多，是要丧命的。

传统是指活的传统，僵死的东西从它僵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为“传统”所抛弃。对汉语诗歌来说，传统首先意味着我们的母语。汉语从诞生时的象形文字，经过文言文的古典汉语，一直流淌到今天的现代汉语。诗歌作为汉语的精华，是《诗经》、《离骚》，也是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元曲，甚至也是“朦胧诗”中的优秀作品……在这个长江黄河般的流淌过程中，诗歌传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真实；它的赫然存在，不以任何个人的好恶为转移，也不是谁想“打破”就打破得了的。

有人会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对传统的“打破”。就当时而言，之所以要“打倒”传统，是因为人们把造成“国颓民衰”的罪因都归到“传统文化”的头上，这才急匆匆把“效法西方”（甚至“全盘西化”）当作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激变。单就汉语诗体而言，则是从文言格律诗词向白话自由体诗的强行“一跃”，它造成了语言的“断裂”，至今我们仍能感觉到语言伤口的隐痛。

然而，百年历史已经证明，“全盘西化”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这种“模仿心态”反倒暴露出一个民族缺乏自信心。对五四时期的“打倒传统”，我们现在也需要反思。激变之后，需要回归。

激变也给汉语带来了新芽。说传统是活的，是指传统对“变化”的承受和接纳。不破不立，但破也是为了立。每一种伟大的语言都有一只健壮的胃，能消化和吸收外来的营养。新诗，确实兴起于对西方现代诗体的横向移植，但我们决不能忘记，这种“移植”是通过“翻译”的媒质来实现的。翻译成了什么？汉语。像法国的波德莱尔、瓦雷里，他们的诗歌在汉语里有着文言文和白话汉语的双重面孔。

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的诞生，其影响主要集中在诗歌观念和表达技艺的刺激和启示上，而真正催生新诗的力量仍然来自古老的汉语！唐诗对宋词来说是传统，宋词对元曲来说是传统，而明清以降，文学体裁转向叙事小说，格律诗词因其诗体形式臻于极致、潜能耗竭而渐趋“僵化”，所以，诗体的“变化压力”首先来自汉语内部，再加上国门打开，黄遵先便首倡“文学革命”，而胡适更是从美国现代诗对中国古典诗（经庞德英译）的“意象”成功移植中得到启发，回国后以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率先“尝试”起白话新诗来。

如此说来，翻译诗歌也是我们诗歌传统的一部分。岂止翻译诗歌，整个翻译文学都已成为汉语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林译小说（林纾用文言“译写”的小说总称）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影响过整整一代作家。在汉语诗歌传统里，我们当然要强调屈原、李白、王维、陶渊明……一直到艾青乃至芒克、梁小斌，但也要吸纳汉语面孔中的波德莱尔、惠特曼、普希金、洛尔迦……一直到叶芝乃至艾略特、帕斯，因为几乎每一位当代中国诗人都从他们那儿得到过“好处”。诗人再骄傲，也该懂得感恩吧！

汉语始终是开放的，公元前后是对梵文佛经的开放，一个世纪前是对西方人文思想的开放。开放的结果之一，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汉语词汇有大量“外来语”。怎样把那些外来语融入到汉语的表达活力中去？这有赖于诗人写出卓越的诗篇。说到底，诗歌的任务就是对母语作贡献，丰富它的表现力，使它鲜活、纯洁、并且富于民族的精神特质。

拿伟大的古代诗歌传统来照一照这几年国内诗界，怎么能不心生羞愧？又怎么能不忧心如焚？诗歌的简洁哪里去了？“废话”居然也成了一种追求！诗歌的难度哪里去了？“口水”绝对与诗无关！诗歌的生命活力哪里去了？啰嗦不清、冗长乏味、血色全无的“诗歌”居然很有“市场”！诗人起码的骨气又到哪里去了？面对这比魔鬼咒语更能俘获人心的“市场”，那些通过诗歌写作追寻精神之光的诗人只能潜心以求，而那些所求无非名利的“诗人”却一个个粉墨登场！

市场，正在把一切“市场化”！而网络为了谋利，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它放任“网民”以“恶搞”诗歌为乐，以“丑化”诗人形象为乐。而这是多么低级、庸俗的“娱乐”！

我们的诗歌正在“失血”！我们的生存越来越缺乏“诗性”！怎么办？“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