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报纸上看到汪曾祺去世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伤感，而是忽然想到他写的一篇散文《烟赋》，其中有句诗“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的句子。想，倘要是每天少来点红塔山之类的劳什子，他或许真可多活几年。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一个可爱的老头，一个散淡的人。
　　最早接触汪的作品是在大学里。借来消遣的《汪曾祺小说集》一口气读完时，巨大的梯形教室已是空旷无人，走出教室急雨后又是满天繁星，当时就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感觉。
　　后来就有意识地找他的作品看。他是高邮人，他笔下的一些风土人文读来似曾相识。尽管和他相差了大半个世纪，时移世异，他笔下的童年绝大多数对我来说都已成了“永不回来的风景”，但有些感觉还是可以相通的，这实在是件奇妙的事。
　　高邮是个很有文化渊源的地方，秦王子婴生于此。宋朝著名词人秦观也是高邮人。明清两代还出了两位皇上，张士诚和吴三桂。尽管他们最终都没成了气候，但五百年间出了两个自己封帝的草头王，亦是非比寻常。大运河数千年从城边流过，作为封建文化中心区域的流风余韵，难免给汪曾祺以重要影响。
　　汪曾祺出身于典型的封建旧家庭。他的不少品位有着旧文人的痕迹。能书会画，精于饮馔，爱拍昆曲，对京戏有极高的修养。他的绘画是典型的文人画，不论功力，意趣盎然；他谈吃，不同于知堂的冷峻，张爱玲的矫情洋气，也不同于梁实秋的一脸吃客相。娓娓道来，信手拈来，别有风味地流露淡淡的文化气味，都是寻常吃话，读来却是不厌。看汪曾祺老是觉得他是在闹市楼头，花阴柳下，醉眼陶然地眺望这个缤纷的世界。
　　他是西南联大出身，沈从文的学生。老师的人文主义思想也一样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做一个作家，有天赋，会技巧，大约不是难事；但有人文思想的作家是难得的。他说过，对他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是鲁迅，沈从文，还有废名。的确，20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受到鲁迅的影响，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受废名影响的作家大约是不多的，他实在是太寂寞了，很难有人去注意。但汪曾祺受他的影响是明显的，很早读他的作品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受戒》在80年代横空出世，被当时文坛视为怪物。小说可以这样写吗？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但也不得不承认，写得很美。我到90年才读到这篇小说，感觉真是杂花生树，春水怒生！有点象初读《边城》的感觉。美，总是不免令人伤心，就是这样！看后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掩卷后是轻轻的叹息。仿佛心里深处的有一根弦被拨动了，那是童年的梦，梦里遥不可及的一朵淡蓝的花。多年后重读，依然是感动。让我重新燃起读小说欲望的就是这一篇。作家和读者是相通的，他在写《天鹅之死》的后记里，说自己写时“泪不能禁”，我觉得他一点没有矫情。至少我在读时，也一样“泪不能禁”。
　　《大淖记事》、《受戒》等小说前面的铺陈，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的影响。那是浓郁的风俗画。陕军中有些作家有此特长，如柳青、路遥等。但在短、中篇小说里倒是少见。他早期的《复仇》，有明显的意识流痕迹，有许多欧化句子。但只是昙花一现。60年代写的东西已经完全变了风格。他大多题材取于40年代以前。也许是童年的东西难以忘怀。在寂寞的中年，他写了著名的样板戏剧本《沙家浜》。晚年的创作已臻化境，有些恣意妄为了。他的小说写得那么简单，开头大多如“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平淡得如小溪涓流，但隐伏在下面的却是波澜浪涛。读完后内心难以平静，桃花千尺，蓝田玉暖，让人不能自己。他有的小说全无情节，只是一种感触。散文一样老枝纷披，姿媚无穷。偶或有些许矫情，读者也可以忍受。
　　汪曾祺的语言风格是很独特的，他也非常注意使用语言。在《晚翠文谈》里，有多篇涉及语言。著名作家都是讲究语言的，如鲁迅，沈从文，老舍，孙犁，赵树理等。鲁迅极精练，他的语言没有深厚旧学功底没办法；沈从文刻意唯美，但过多的方言俚语有时让人难懂；老舍是活泼的市民语言；孙犁平淡简洁；赵树理是真正的农民语言，中间杂有民间戏剧的对白。汪曾祺的语言文白夹杂，有时极雅，有时极俚，时能出人意表。他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著名散文。他的语言有文人气，但又和现代语言融合无间，和五四后的旧白话有很大不同，是一种纯熟，寓绚烂于平极的语言。
　　汪曾祺自己一直认为他的创作成为不了主流，这不是自谦。而是平实之言。他没有象那些不可一世的作家，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所谓“谢公不出，如苍生何？”，但他却是现代自由意志的生活方式和古典意趣的诗意化意境的和谐结合。斯人已去，在如此商业大潮下，他的作品也将成为绝响了吧？好在他留下了那样精美的文字；开卷如在，让我们来感受这些精美的汉语语言，领略他那些平淡作品中激动人心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