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隐士，人们总不禁会想起那份青山绿水间飘然当风的潇洒。那一个个褴褛的身影，显得那样平凡而渺小，就像一棵苍松，一方奇石，在自然的怀抱中显得毫不起眼。可它们又是如此让人敬畏，仿佛他们是真理的传声筒，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蕴涵着无比平静的力量，足以颠覆人们深信不疑的世事。他们看透一切，视官场如网罗，视权力如草芥，视礼教如缧绁，甚至于视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如裤裆里的虱子——爬不出裤裆缝，却标榜着“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再得意洋洋地睡去，却不知何时会有一只大手从天而降，轻轻一挠，便让他们身首异处。
脱俗如此，隐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便被无限地神圣化了——大隐者仙，小隐者圣，再不济也是个能人。既是能人，便一定慧根过人，便可以看穿世事，无欲无求；既无欲无求，便不会有烦恼，不会有痛苦，有的，只是对生命的热爱。诚如斯者，夫复何求！
然而，当我们细细走近那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时，却惊异地发现，隐于天地深处的隐士们，在它们心中最偏僻的角落里竟隐藏着无比剧烈的痛苦。以至于他们要用秀美的山水将它包裹，要用浓烈的美酒将他麻醉。
隐居状态的呈现，并不是源于他们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喜爱，却恰恰是出于对人世的绝望和对现实的逃避。
历朝历代，古今中外都存在着隐士与高人，而恰恰是在那些最黑暗的时代、最缺乏英雄的日子里他们的队伍却空前的壮大。在西方，那是黑暗的中世纪（the Dark Ages），而在中国则是交织着战乱与腐朽的“后英雄时代”——魏晋时期。
曹魏的被颠覆，伴随的是对多少文人名士的血腥屠戮——不需要事实，不符合逻辑：何晏、范晔、谢灵运、潘岳、张华……一个又一个声生命陨落得如此之快，又是如此之轻——快得人们尚来不及作出反应，轻得悄无声息，竟没有人为他们莫名其妙的罪名大声喊冤。然而，有时候轻快却更能冲击人的心灵。
于是，一种普遍的痛便在文人的心中共鸣起来，传播开来……
在这种世道之下，纵然有伊、吕之志，管、乐之才，也终会因统治集团的一次感冒而翻身落马，且极有可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名士们看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便纷纷选择了韬光养晦，须知，在这浊流滚滚的世道中，想要激浊扬清无异于蹈身黄河，自索其晦。
“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一批批名士死了，死得那样不值钱；一群群浑水摸鱼的人来了，来得那么是时候。金钱，权势，甚至于“豪侈”的“美名”都被他们赶上了；就连现在，石崇与王恺斗富的“美谈”还广为流传着，他们到真可谓是“流芳千古”了。
然而，名士们看似“不值钱”的生命恰恰太值钱了，在两军的对垒中他们可以“一计敌万人”；在内政的治理上他们可以定邦安民，不棼一丝；可是，唯有在权数的作弄上，他们却怎么也不是小人们的对手。小人们可以口蜜腹剑，背后出刀，他们做不到；小人们可以阿谀欺世，助纣为虐，他们做不到；最重要的是，小人们可以在各个政治集团间纵横投机，见风使舵，他们做不到。于是，高贵的生命就这样被一个个“铲除”，逆淘汰的浪潮席卷着中原大地。血泊边上幸存下来的名士们开始了忌口，开始了逃避，开始了蛰伏，直至最后开始了隐逸——他们要在生命的存在方式上，活出另一种风范。
这时，阮籍白着他的眼睛跳了出来。政治上隐逸的他为人却毫不低调，誓与世俗礼法抗争到底。母丧，他照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随后号啕大哭，吐血数升，在世人惊骇的眼光里，他诠释着真正的“孝亲”。有一次，权顷一时的司马昭想与他联姻，他竟潇洒地以大醉的方式让司马昭狠狠的碰了个软钉子——两个月，他整整烂醉了两个月，让人插不上半句话。以白眼面对整个世界的他，唯独将深色的瞳孔注视着那仅有的几个朋友的双眸。如果你认为，阮籍是悠闲而超然的，那就请读读他的诗，想想究竟是什么使他“夜中不能寐”吧。
顺着阮籍的青眼，嵇康那铮铮的铁锤声传了出来。一个大诗人，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洛阳城外开了个义务铁匠铺，亲自打铁铸器，且不收人一文钱。如果说，这也是一种隐居的话 ，那可真是达到了“心远地自偏”的境界了。真的隐士，是指政治上的不致仕，人格上的不附势，精神上的不屈世，而非整天生活在深山老林中不问世事。而正是因为有才不得用，仕途断绝，他才对其他方面的感情特别敏感，例如——友情。他看得实在太重了，以至于当他的好友山涛力荐其接任高位要职时，他的心碎了。他内心的伤疤再次被朋友无意间深深触动，更痛苦，更受伤：我的朋友啊，怎么连你都不理解我！于是，一封慷慨激昂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便顺乎而出：“每非汤武而薄孔周，……，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惧哉？”他不曾想到，仅仅是这样一封私人书信，竟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统治者们慌了，他们不明白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论调为何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与应和，为了防止“聚众生变”，他们轻而易举地给嵇康扣上了一顶“不孝”的帽子，便把他送到了刑场。当嵇康用他那把金石之琴弹奏着《广陵散》的绝响安然赴死之时，不知脸上挂着的微笑，是一种嘲讽，还是一种解脱。
嵇康死的那天，刘伶醉了，同往日一样，醉的那么彻底。或许，每日所醉的内容是不同的，时而快乐，时而痛苦。更或许，每日都是苦醉，只是伤感的程度不同而已。他的妻子曾哭求哀告着劝他戒酒，他心软了，终于答应了下来，不久，他叫妻子去拿些酒肉来祝告鬼神立誓。酒肉来了，他发了一会儿呆，旋即跪下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觚，五斗解醒，妇儿之言，慎不可听！”随后大啖祭祀桌上的酒肉，又弄得酩酊大醉——饮酒伤身，无酒伤心。
诗、琴、酒——貌似飘然潇洒却蕴含了太多的痛苦与悲情。竹林七贤，佯狂于山水之间时，你们是否会感到某种失落？采菊东篱，陶渊明在体味他的“真义”时，又会否为人间的纷乱而叹息？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当人心之境企图归于自然并超脱期间时，便会产生一种怀疑具体存在的情绪，便会产生一种追求“形而上者”的虚无主义理念。于是，玄学、清谈就这样诞生了。
就如中世纪的黑暗孕育了文艺复兴的灿烂一般，魏晋的风骨将黄老之学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这股清新俊逸而又夹杂着些许颓废的古风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无法割裂。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在出世与入世间摇摆不定，在儒道不同价值观的漩涡中难以自拔。“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在春梦一般的人生里，抛开功名之心到底算不算随性，算不算自然？人的自然本性是什么？旧欢新怨，又是否真能如过眼云烟般飘散在山水中？
我，崇拜隐士，不止一次的向往他们的生活，就如同向往那些金戈铁马的英雄一般。这或许是一个辩证矛盾，无法割裂地存在于我的意识形态之中。忙碌时向往安逸，安逸时又觉空虚；失落时反复吟诵着那句“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却又不禁徘徊于吴钩与松林之间，无法抉择。
修身齐家，是否真的能平天下，我从未间断过怀疑。而隐士的高明，我却时有耳闻。传说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为了证明“真正的学者有能力发大财，只是他们不愿这么作而已”，便炒了一笔期货，狠狠地赚上了一票。当时，他通过星象观察到今年是个橄榄丰收的大年，便提前倾其所有买下了城里的大部分榨汁机，丰年一到，成堆的橄榄等着榨汁，人们这才惊异地发现泰勒斯竟成了最大的赢家。这时，泰勒斯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我们的力量，并非只在口头”。
同样的事，阮籍也曾做过。有一次，他心血来潮，竟破例去当了十几天的太守，结果如李白所言：

隐士们拥有着过人的韬略与能力，何尝不希望世界向他们设定的那样运转，然而他们更明白，现实的社会只能掌握在谁的手中……
面对着厚重的历史，幻想着山水间的飘然，我，有些醉了，说不清是哪一种。40岁以后的人常常感慨世态炎凉，而年轻的我们心中又不时涌起豪情与梦想。带着对未来的恐惧，我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中徘徊，不知算不算一种逃避。或许，困惑中的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便只是努力修身治学而已，未来的路，边走边看吧。
也许，潇洒闲适的隐士们只能是心中的一个幻觉与理想。又或许，看穿一切的隐士们的隐痛，正在于看不穿是时事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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