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楼主 小玩子 | 只看他(她)
2007-03-22 18:03:00 引用

随着巴金老人的逝世,他的“讲真话”三字或许已成绝响。但是,讲真话这种美德,却不应该随着他的凋零而消失。相反的是,这才是每一代人都应该维护的优良美德。巴金的道德勇气,令我想起另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西方老人。


去年我回中国,在峨眉山下拜会四川作家高缨先生。他知道我曾在苏联解体前后长期在那里生活过,故特地将他正在阅读的法国作家纪德的《访苏归来》一书相赠。直到最近我把该书细细读过之后才终于明白,作为一名资深**党员的高缨先生,为什么要把这样一本书推介给我。


看到了苏联的真面目


194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最先是苏联事业的同情者,曾加入共产主义阵营。1936年6月,他应苏联政府邀请,以国宾的身份出席高尔基的葬礼,并对苏联进行为期十周的访问。


然而,想象中的苏联与实际情况差距太大,纪德发觉自己原来陷入了乌托邦式的空想之中。于是归国之后发表《访苏归来》一书,因此掀起轩然大波。他本人也在一夜之间,由原来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友人变成“敌人”和“背叛者”。



纪德当年已经是67岁的老人,他是怀着一颗景仰的心,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国”苏联去朝圣的。他说:“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止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


纪德是作为一名法共党员接受苏联作协的邀请前往访问,并应邀在高尔基盛大的葬礼上致词。当时,他与斯大林等苏共重要领导人一同站在了红场的主席台上。


然而,为期两个月的“朝圣”之旅吹散了纪德心中萦绕在莫斯科上空的玫瑰色云团,他在苏联看到的是商品短缺,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和政治迫害,是“一切降低人的价值的东西,一切减退人的智慧、信念和锐气的东西”。


他对苏联爱之深,恨之切,感到如鲠在咽,不能不一吐为快。因此,他回国当年就写了《访苏归来》,批判苏联社会现实里的阴暗面,并指出无所不在的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将在斯大林和人民中间划下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根据自己亲身所见所闻所思,勇敢地讲了真话。


他看到“苏联的朋友往往拒绝看坏的方面,至少拒绝承认这一方面;以致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则被人带着爱说出来。”


戳穿苏联的种种谎言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纪德既然看到苏联表面光鲜背后的真面目,就不能说假话,而良知也不允许他保持沉默。他说:“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谎言,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


他在书中写到:“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束缚我,能够阻止我去爱真理,去爱真理过于爱党。”他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本人的信仰。”在当时世界范围左翼思想成为主流思潮的红色年代,纪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打击报复,站出来讲真话,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不令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他在书中揭露当时苏联人的生活条件低下,许多家庭食不果腹,但他们却又十分满足,莫名其妙总要露出一种优越感,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苏联的工人自认为他们很幸福,而不幸的是,“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


纪德注意到苏联宣布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但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那些“革命的受益者”享受特权,对下属、佣人和普通劳动者,明显流露出冷漠和轻蔑。他们大力提倡自我批评但又缺乏批评精神,只准讨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而绝不可以涉及路线和政策本身。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颂扬不能批评,否则就要倒霉。


他指出,苏联一方面大谈弘扬文化,一方面又思想贫穷,作家和艺术家必须遵照党的路线创作,把群众的思想“深加工”,与之保持一致,并借助《真理报》一呼百应的气势搞臭和清除反对派。他看到的不是无产阶级掌权,而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他看到的不是生机勃勃,而是死气沉沉、闭关锁国的苏联。


纪德不忘反思自己的过去说,他多年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过分浸润,结果到了苏联反倒十分迷惘了。“最好的和普通的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特权无比美妙,而普通生活却那么低劣,或者那么糟糕。”他甚至指出,“今天在其他任何国家,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国,人们的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胆战心惊、更唯唯诺诺。”


纪德在书中指出,人们当时谈论苏联的时候,“实话往往基于恨,假话往往出于爱”。可是他认为,“谎言,哪怕是默认的谎言,看上去倒可能显得很合时宜,坚持谎言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正中敌人的下怀。而讲真话,讲出来再怎么令人痛心,刺伤也只能是为了治病。”


文革以来中国没有文学巨著


谈到苏联的文艺创作,纪德说:“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最优秀分子,从不欣赏一部作品中崭新的、潜在的、令人困惑的因素,他们只欢迎已经熟悉的东西,即平庸的东西。当初有资产阶级的平庸,同样,现在有革命的平庸。”



我相信,对于当年处于鼎盛时期的高尔基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等“革命诗人”,纪德都保留着他自己的看法。


不久前,中国作家白桦来新加坡谈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文学时指出,就文学的发展规律来看,大灾大难往往是产生伟大文学作品的催生婆。可是,经历过残酷的反右斗争和“文革”的深重苦难之后,为什么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部惊天动地的大作品?


我终于在纪德的书中找到了答案。


纪德写道:“作品中附和一种学说,哪怕附和最健全的、颠扑不破的一种学说的东西,从来不能赋予艺术作品以深层价值,并使其流传下去。作品具有深层价值并能流传下去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提出新的疑问,超前提出疑问,以及超前回答尚未提出的问题。”


他说:“我十分担心,充满马克思主义精神,并借此今天获得成功的大量作品,过不了多久,就会让来接触的人闻到无法忍受的诊所味;而我认为,作品只有摆脱这种顾忌,才最有价值。……没有自由,艺术也就失去意义和价值。”


掩卷沉思,忽然心头一亮:原来良知无所谓东方或西方,而中国目前所需要的也正是这种良知。

#2 心香一瓣 | 只看他(她)
2007-03-31 16:03:00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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