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有鼎字公武，他于1908年生于上海，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从金岳霖学习期间，曾建议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创办哲学系；[1]毕业后公费留美。1931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1－1934年赴德国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深造。1934年回国，在清华哲学系任教。1945－194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研究，回国后仍在清华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1955年调科学院哲学所工作，直至1989年逝世。在中国学术界，沈有鼎是以中国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著称，是中国早期分析哲学思潮的代表之一。他的《论真理的分野》一文被视为为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代表作之一，近期被收入《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一书[2]。1984年左右我曾经拜读过他的论公孙龙子的文章及《墨经逻辑学》，对先生贯通中西的学问十分敬仰。但是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与现象学有什么瓜葛。2002年由于偶然的机会，翻阅先生的弟子收集、编纂的《沈有鼎文集》，以及附在文集最后的沈有鼎“文革”结束后致他的学生、国际知名逻辑学家王浩的通信。我在文集中惊奇地发现，沈有鼎同胡塞尔居然有直接的交往，并且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逻辑研究工作的影响 。

1931－1934年沈有鼎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深造，这是介绍沈有鼎生平的材料里都有纪录的[3]。关于沈有鼎在德国的学术活动的情况，我只见到熊伟先生在《熊伟自传》中有纪录：他回忆1933年留德之初的经历时说，“在弗赖堡的头一年，由沈有鼎和我一同听海德格尔的课，因尚有语言隔阂，我没有能力与沈展开讨论。沈没有语言隔阂，虽然我们曾海阔天空谈论过古今中外的哲学，他却一次也没有谈过海德格，第二年沈即回国。”[4] 30年代的海德格尔，在德国如日中天，德国青年趋之若鹜，奉为大师。尽管沈有鼎曾经听过的课程，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发现哪怕是只言片语能够证明，沈有鼎在什么地方提及过海德格尔。可见，后期海德格尔的诗意哲学没有引起年轻的数理逻辑学家沈有鼎的任何兴趣[5]。

与此相反，沈有鼎留德期间同已经退休、渐受冷落的犹太哲学家胡塞尔反倒有直接的交往。长期以来，我们完全不了解沈有鼎对胡塞尔的逻辑工作研究。现在文献证据就是沈先生的学生和朋友美籍华裔数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王浩的文字材料。关于沈有鼎同胡塞尔的关系，在王浩的文字中直接得到证实的只是，沈有鼎在弗赖堡期间同胡塞尔有过直接的交往。关于这种交往到底深到何种程度，到底沈有鼎研究了胡塞尔的哪些书，我们至今未能发现直接的材料。他是否在胡塞尔的指导下学习过，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从王浩保留的沈有鼎的书信中，可以证明，他曾同胡塞尔就他的现象学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比如，1974年8月11日沈有鼎给王浩的信中谈到现象学的文献时，沈有鼎写道： “不过，我当时在德国的时候，胡塞尔告诉我[6]，只有他自己的著作才算数，所有其余的现象学文献都没有用。……无论如何，劝告“初学者”除了胡塞尔自己之外，应当暂时忽视所有的现象学著作，倒是正确的。”[7]1931年到1934 年胡塞尔已经不在大学授课。所以，这条材料证明，沈有鼎在弗赖堡期间同退休的胡塞尔有过私人往来。胡塞尔很可能在家中接待过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的天才数理逻辑学家。但是我们毕竟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沈有鼎同胡塞尔的交往到底有多深。另外，王浩在发表沈有鼎的信件时回忆道：“１９４２年我选了沈先生讲维特根斯坦及胡塞尔的两门课”[8]。可见沈有鼎曾经在西南联大时期开过讨论胡塞尔思想的课程。

沈有鼎一生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现象学家。除了沈有鼎在南联大时的学生王浩之外，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起过，沈有鼎曾经在弗赖堡从胡塞尔学习并同胡塞尔本人有过私人交往。沈有鼎也从来没有写过介绍胡塞尔思想的文章。他生前发表绝大部分文章都是讨论数理逻辑问题、解读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逻辑著作。但是，仔细阅读沈有鼎的早期工作，可以明显地看出，沈有鼎在这些研究中利用了胡塞尔认识论成果，用于澄清逻辑语法，数理逻辑中的概念和问题。而且直到晚年，沈有鼎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仍然评价甚高：“胡塞尔和弗洛伊德在现代讲英语的世界中相当流行。这跟他们两人都遭受过纳粹的迫害有某些联系。他们两人的另一个共同情况就是，在他们较早的著作中他们真正充分地讨论了所处理的问题，那时他们的头脑还不像后期那样为新奇的想法所充斥。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仍然是用德文作哲学讨论的一个模范。虽然胡塞尔自己认为它是不成熟的，但它至少具有明白易懂的优点。”[9]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他一定认真研究过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或许还包括胡塞尔后期的逻辑研究工作。在中国，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成果——即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于逻辑研究，沈有鼎是第一人。





[1] 见胡军《道与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1926年“金岳霖先生接受了学生沈有鼎的建议，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任主任。”
[2] 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311-322页
[3] 见《沈有鼎文集》第一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II777页
[4] 见《熊伟文集－自由真谛》384页，199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该书中还提及张颐先生1935年休假，去德国探望学生时“拜访了国际大师胡塞尔教授”，
[5]沈有鼎的弟子刘培育先生在人民日报的网站〈人民网〉的人民书城-学者风采栏目中发表的署名文章《沈有鼎：著名数理逻辑学家》中云：沈有鼎曾在“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研究”，只此一句话，没有提供任何根据。
[6] 黑体为笔者加的——靳希平
[7]见《沈有鼎文集》539－541页。
[8] 《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511页
[9]　同上书，５５７页

沈有鼎谈胡塞尔[1]1989年7月7日王浩写到：“1942年我选了沈先生讲维特根斯坦及胡塞尔的两门课。”

１９７４年４月２７日

“关于你书上提到的关于哲学的总看法，我大致赞成。我个人还有如下看法：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不能按精确科学的方式来谨严地阐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弗洛伊德对世界观虽持否定态度，但他似乎认为各民族有不同的理想，由此似乎可以推论出哲学难于统一的结论。这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似乎也可以得到不能按精确科学的方式来谨严地阐述的结果。无论如何，但这点上，我们似乎不能跟胡塞尔走了。”

１９７４年７月２４日

　“恐怕我有点忍不住了。从历史观点讨论问题并不一定得不到成果。现在我将就一个有关的论点表示我的见解。当现代哲学论述自然规律的问题时其间有某种错误的东西。麻烦的中心是，认为自然规律仿佛不是从事物的本质流出，而是强加于事物的某种东西，要不然是事物偶然遵循的某种东西。“本质”一词已经被胡塞尔和桑塔耶纳用滥。对于胡塞尔来说，自然规律不是本质规律，因为它们既不是分析的又不是先天综合的。”

１９７４年８月４日

“我认为我们很幸运会使用两种语言。用汉语表达逻辑思想现在仍旧相当困难。”

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１日

“在胡塞尔的一篇文章（遗稿？）中有一个陈述，大意是说，始终追求唯理论的哲学理想（与此相结合的，笛卡尔用“普遍怀疑”或者胡塞尔用Voraussetzungslosigkeit表达的激进派）是西方人的Telos[2]或命运。但人们同样也可以说，“不忘记他们伟大的经验主义传统而继续‘作弄撒旦’是英国人的Telos”。我不知道，或许二者就对传统思想的怀疑来说在精神上是同性质的，只是在方法上不同。

胡塞尔的理想蕴含着哲学是积累的。不过，当我在德国的时候，胡塞尔告诉我，只有他自己的著作才算数，所有其余的现象学文献都没有用。也许这只是一种有力的德国表达方式，用来说明他不同意包含在他那学派的成员们的文章中的许多东西。无论如何，劝告“初学者”除了胡塞尔自己的外应当暂时忽视所有的现象学著作，倒是正确的。

我听说，自从现象学机关报移到美国以来就不再主张一个学派的观点。而且大概也就卷进了无休止的正反二方面的讨论。弗洛伊德说过的“滥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被允许自由玩弄。

……

“胡塞尔在他的许多研究结果中也许是十分“本质的”，但他在“哲学归约”的方法上当然是极其“非本质的”。哲学家想要绝对必然性，但是除了逻辑和感性资料外没有任何绝对必然的东西。如果把决不允许对如此程度的必然性作任何数量的减少当作原则，那末简直就不能越出逻辑和感性资料外一步。不过，有一件事是完全必然的。那就是，自然科学中得到的大多数结果远比这些“绝对必然性”哲学家的任何系统必然得多。

到目前为止，我完全同意你的稳健的实在论。科学思维的方法是假设和验证。但是，哲学旨在某种深奥和洞察，这不同于自然科学家通常的志向。”

１９７４年９月２日

“我前信中想要强调的主要论点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强调的是，先验论正日益变得更不可信。（我是指康德或胡塞尔类型的先验论。）有些康德主义者认为，说空间为先验的只真正意义不是说几何为先验的，而是说空间的含糊概念为先验的。这当然不是康德自己的观点，……

……

“（刚才所说的一切当然并不使得唯识宗现象学在现代没有意思。特别是他们的学说认为每一种明显的精神现象都是从存在于我们的阿赖耶识中的潜意识“种子”发展起来的，这是很有启发性的。）”

１９７４年９月８日

“我关于唯识宗所说的话或许需要做点订正。现在在我看来，唯识宗缺乏无穷可分性思想并非因为主张离散性，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任何更好的东西。（目前我们可以忘了我们那位受尊敬的讲师。）据说，释迦没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刹那的真正的大小（即，比方说，一个刹那描述为壮士一弹指顷，这当然要被认为是通俗的和不充分的。要是那时的佛教徒们知道无穷可分性的思想，难道他们就一点也不欢迎它吗？（比较：胡塞尔的时间现象学。）”

１９７５年５月７日

“按传统的看法，说道思想，就牵涉六方面的问题，即主体，官能，行为，内容，态度，客体。内容可以指思想内容，也可以指实在或实际内容。思想内容是广义下的概念，亦既胡塞尔所谓Bedeutung[3](意义)。实际内容可以指“限制”于思维行为中的思想内容，也可以指一种由通常称之为“心思”的思维行为产生的现实的实体。胡塞尔只假定前者，不假定后者。前者在我的论文中称为意指的对象，这似乎是很大错误，因为只有涉及唯名的意义（名字的意义）时才也许可以这样称呼。总之这是胡塞尔的Noema。至于后者，近代人（包括罗素和景昌极）倾向于不和实在相区别。我也倾向于赞同这种观点，尽管论文是倒退了。因为这样一种主体－客体或行为－内容的“原则同格”虽有语言学的支持，实在没有假定的必要。在Vijnaptimatrin佛教中也有意见分歧，见分和相分有人认为是同一个现实的实体的二个方面，有人认为是二个不同的现实的实体。不过我想，这样的心思或内容，虽没有必要和思考或行为相区分，我们仍可假定一种感知的东西，名为内在表现，这是一种感性意象或内部语言，和思维行为或心思不完全同。以上是对于论文内容的一个改正。”

１９７６年８月２６日

“主要是我过去接受了康德认识论的根本出发点，现在觉得这出发点太坏，并且是没有结果的。哥德尔认为胡塞尔也是从康德的原则出发的，而他的体系比起康德来有较坚实的基础。我认为像胡塞尔那样把Vijnaptimatrin型的主观唯心论和柏拉图型的客观唯心论结合在一起，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两种倾向都是唯心论的，但也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主观唯心论是“减损执”，是归约论，它由于奥卡姆剃刀的一次错误应用而产生。柏拉图型的客观唯心论则是“增益执”，它正是奥卡姆剃刀被与定来要剃的东西。两种倾向既是两个极端，那就很难结合起来。你看，胡塞尔的门徒芬克已经宣布自己是唯名论者了。这也就是要放弃胡塞尔的柏拉图主义，我看这样作也是符合胡塞尔后期哲学的发展趋势的。

……

“胡塞尔和弗洛伊德在现代讲英语的世界中相当流行。这跟他们两人都遭受过纳粹的迫害有某些联系。他们两人的另一个共同情况就是，在他们较早的著作中他们真正充分地讨论了所处理的问题，那时他们的头脑还不像后期那样为新奇的想法所充斥。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仍然是用德文作哲学讨论的一个模范。虽然胡塞尔自己认为它是不成熟的，但它至少具有明白易懂的优点。”

１９７８年８月２８日

“我搞数理逻辑，同时颇注重直观逻辑。胡塞尔出身数学和心理学，但其逻辑学说，主要是从直观逻辑的问题来的。”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１日

“哥德尔在哲学上似归向唯心论。特别是康德（或胡塞尔）型的唯心论。”

１９８１年７月８日

“胡塞尔觉得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和他自己的现象学的epoch在方法上有相似处，所以把他顿悟后的一部重要著作称为《笛卡尔哲学沉思》，并首先用法文发表了。这时幸而希特勒还没有上台。”

[1] 均选自<致王浩的信件>，见《沈有鼎文集》510-586页。

[2]《沈有鼎文集》５３９页的原文是“Toles”,我认为，显然是“Telos”的误排，后面“英国人的Telos”则是正确的，特加纠正。

[3] 《沈有鼎文集》原文为“Bedutung”，显然是误排。

沈有鼎轶事 　　沈有鼎不会做饭，偶尔与夫人动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饭，沈无法，只好找领导，说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领导问是何故？沈则说：“她不给我做饭。”此公曾在美国哈佛受教于怀特海门下，后又跑至德国投海德格尔门下，逻辑学甚是了得，号称中国逻辑学先驱。有一次他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次逻辑学研究会上，有人提起哥德尔，金岳霖表示要买本书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金听了，“哦哦”两声，坦然说：“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逻辑上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某老师回忆：

沈有鼎，个子很小，应该说长得也秀气。我父母1945年在昆明与锺开莱（斯坦福数学教授）、王逊（已故美学家）同租一小楼。我哥哥出生以后他们合请了一个保姆，没有被子，沈有鼎愿意提供一套他不用的被子，条件是让我母亲做一顿饭请他吃。饭后别人打桥牌，他就坐在用废汽油筒加上两个垫子做成的“沙发上”，等他离开的时候，垫子上捉到三个虱子。他跑警报的时候总是提着一个小箱子，那里面是他的全部存款，当时钱不断地贬值，我父母他们都觉得他老是把那么多“纸”带在身边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沈有鼎在当时联大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个极有才又极为怪诞的教授。他之所以和我父母来往，多半是因为我父母的朋友王逊、锺开莱都是他的学生吧！

无言，佩服！

对于品德良好认真读书做学文的人，从来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