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挥不去的思念
下一主题:[贴图] 赤 壁
（1）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大避难所。受军阀威胁的文人教授，被南京政府通缉的左倾作家，包括一些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元勋的革命小将，都逃到了上海。这些人都靠笔杆子吃饭，上海的文坛显得异常的热闹和活跃。
略作安顿后，林语堂就兴冲冲地来到爱多亚路的共和旅馆里。他急忙推开房门，在里面等待已久的鲁迅迅速地站起来，两位“语丝”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自厦门一别，两人已经9个月没有见面了。
孙伏园兄弟也来了。
当晚，几人畅谈到深夜。
林语堂讲起在武汉官场的所见所闻，苦笑着说，足以写一本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大家还谈起了今后的打算。林语堂早就谋划过了，他说：“现在形势太差，做什么都不长久，我就写点稿子，当个所谓的作家吧！”鲁迅很赞同，他也打算贩文为生。
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然而林语堂的文名毕竟不如鲁迅，在名流云集的上海，他的稿子并不那么受追捧。稿费不足，林语堂的生计成了问题。
蔡元培真是古道热肠，又出手帮忙了。他当时是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听说语堂有困难，就聘请林语堂做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这是个闲职，没有具体的工作，俸禄却每月有300个光洋。
有了这笔人情月俸，林语堂把翠凤和女儿们接了过来，真正在上海安家了。
他住在愚园路，和蔡元培家很近，每天两人乘一辆小汽车上班。语堂敬佩蔡元培，有什么就说什么，蔡元培总是颔首笑道：“嗯，你说得不错。”他慨叹道：“果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说话总是低微的声音，待人总是谦和温恭，但是同时使你觉得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
1928年6月，鲁迅和郁达夫合办了《奔流》月刊。语堂在上面发表了生平惟一的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这个剧本讲的是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故事。语堂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把孔子写成了一个乐天派的幽默家，有很多趣事，常和学生开玩笑。
结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孔丘：我不知道，我还得想一想……（沉思着）……如果我听了南子的话，受南子的感化，她的礼，她的乐……男女无别，一切解放自然……（瞬间现狂喜之色）……啊！不，（面色黯淡而庄严）不！我走了！
子路：哪里去？
孔丘：不知道。离开卫，非离开不可！
子路：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吗？
孔丘：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一本正经、无欲无求的圣人在纵情和守礼中进行激烈的思想挣扎，这一幕笑煞了读者。
剧本一出，各地的剧团、学校争相排演。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也排演了这幕剧。《子见南子》已在上海公演过，虽然复古派骂声一片，但也没有出大乱子。可第二师范的校址在孔子的老家曲阜。校长宋还吾受业于北大，积极反对旧文化，常发动学生在孔庙墙上贴大字报，“打倒孔家店”、“打倒旧道德”等，和孔子的后代族人关系闹得很僵。
《子见南子》上演后，孔姓六十户族人大怒，联名上告宋还吾。他们直接呈文蒋介石，要政府还孔姓一个公道。孔姓人不乏文章出众之辈，呈文写得声泪俱下：
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作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宗？敝族南北宗六十户，居曲阜者人尚繁伙，目见耳闻，难再忍受。……似此荒谬绝伦，任意漫骂，士可杀不可辱，孔子在今日，应如何处治？
这件事轰动了朝野内外。很多南京政府的要人都参与进来，办不办宋还吾成了争论的焦点。教育部长蒋梦麟认为孔氏族人是借题发挥，但是工商部长孔祥熙力主严办。宋还吾准备了长篇的自辩状，据理力争，结果还是砸了饭碗。
在新文化运动10年后，《子见南子》事件居然还以“宗姓大胜”而告终，林语堂实觉荒谬，他说：
这出戏剧，居然能在曲阜扮演，扮演孔二者又是他老先生的圣裔。这种时势，似乎可给两年前在对洋大人声明，孔教不合于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却在大声疾呼提倡礼教的贵人，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个深思猛省的机会吧！
福祸相依。
提倡幽默（2）
《子见南子》输了，林语堂却赢了。他的名字一下子红遍了十里洋场，声名大振。《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版请他做专栏作家，专写一些评论短文。林语堂的小品文取材包罗万象，写得妙趣横生，茶余饭后读来，满口余香。这些文章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林语堂热，人们都想先睹为快。
一年半后，语堂成了《中国评论周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上百篇“小评论”。这段写作经历，直接催生了一个横跨东西半球的幽默大师。
1932年的盛夏，同往常一样，在时代书店老板劭洵美的客厅里，一群标榜不左不右的自由主义文人凑在一起，闲聊解闷。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次聚会。参加的人也都是常来的那几位，如章克标、林徽音、李青崖等。抽着烟斗，发言最多的那个就是林语堂。
大伙儿扯着那说不完的话题，从国家谈到民族，从天气谈到吃饭。要是有人偶出妙语，大伙就鼓掌叫好。
忽然有人提出：“咱们反正这么闲，不如出本刊物，发发牢骚，解解闷气。”
在座的人一听，都热情地赞同。劭洵美说：“发行、推销都是现成的，就由时代书局来办。”
章克标是时代书局的总经理，凭着多年的从商经验，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点子，很有做头。他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时下的流行刊物，然后说：“我们的刊物要一炮打响，出奇制胜，一定要有一个好名字！”
说起来很容易，可定起名字来，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问题的关键出在林语堂身上。他说，既然是咱们自己人办的杂志，这个名字一定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号召力，要喊得响、站得起，而且惊人又迷人，又是大家熟悉的。
不管什么名字，语堂总觉得差点什么，一口反对。他自己提的名字，又不能让大家都满意。
到最后，刊物的其他程序都定好了，就是刊名，大家还是争来争去。劭洵美又请来潘光旦、叶超公等十来人，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这么多臭皮匠，就不信想不出个好名字来！”
林语堂还是左挑右拣。
章克标急了，名字定不下来，这刊物也迟迟出不了，拖一天，就赔进一天的成本啊。他说：“玉堂，你也太猖狂了，别人的名字你不满意，你又提不出好刊名，我看，干脆叫《林语堂》，你才满意吧！”
林语堂敲着烟斗，正想辩解。章克标突然一拍脑袋，“慢着，‘林语’，‘林语’——论语，对，就叫《论语》，怎么样？”
“好名字！”林语堂激动地站了起来。
章克标的建议博得了满堂彩，久不能定的刊名终于定下来了。
在众人的推荐下，林语堂担任了《论语》的主编。他制订了《论语社同人戒条》：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大骂（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戏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痰迷调；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赏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9月16号，《论语》创刊号即将付梓，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语堂才突然发现忘了请人题刊头。
对一本杂志而言，刊头是门面，是第一眼印象，万万马虎不得。上海略有影响力的杂志都是备重金，请有名的书画家题字，以便扩大影响力。
章克标急得团团转，就要拿去工厂印刷了，一时半会找谁来题字？
“要不，暂时用老宋体充充数？”章克标说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林语堂吸了一口烟，“不行！”这本杂志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决不能临门一脚踢叉了。
他拿出宣纸，闭眼凝神一刻，提笔写了“论语”二字。
“郑孝胥的字？”章克标又惊又喜，“玉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
原来，林语堂平时好练毛笔，常在家里模仿名满上海的郑体字，已经有七八分神似，现在是好刀用在了刃上，解了燃眉之急。
《论语》刊行后，还真有不少人张冠李戴，以为《论语》刊头是郑孝胥的题字。《论语》内部人也来打听，问语堂是怎么请动郑孝胥的。林语堂摆摆手，笑而不答，一袭长衫绝尘而去。
《子见南子》输了，林语堂却赢了。他的名字一下子红遍了十里洋场，声名大振。《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版请他做专栏作家，专写一些评论短文。林语堂的小品文取材包罗万象，写得妙趣横生，茶余饭后读来，满口余香。这些文章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林语堂热，人们都想先睹为快。
一年半后，语堂成了《中国评论周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上百篇“小评论”。这段写作经历，直接催生了一个横跨东西半球的幽默大师。
1932年的盛夏，同往常一样，在时代书店老板劭洵美的客厅里，一群标榜不左不右的自由主义文人凑在一起，闲聊解闷。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次聚会。参加的人也都是常来的那几位，如章克标、林徽音、李青崖等。抽着烟斗，发言最多的那个就是林语堂。
大伙儿扯着那说不完的话题，从国家谈到民族，从天气谈到吃饭。要是有人偶出妙语，大伙就鼓掌叫好。
忽然有人提出：“咱们反正这么闲，不如出本刊物，发发牢骚，解解闷气。”
在座的人一听，都热情地赞同。劭洵美说：“发行、推销都是现成的，就由时代书局来办。”
章克标是时代书局的总经理，凭着多年的从商经验，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点子，很有做头。他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时下的流行刊物，然后说：“我们的刊物要一炮打响，出奇制胜，一定要有一个好名字！”
说起来很容易，可定起名字来，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问题的关键出在林语堂身上。他说，既然是咱们自己人办的杂志，这个名字一定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号召力，要喊得响、站得起，而且惊人又迷人，又是大家熟悉的。
不管什么名字，语堂总觉得差点什么，一口反对。他自己提的名字，又不能让大家都满意。
到最后，刊物的其他程序都定好了，就是刊名，大家还是争来争去。劭洵美又请来潘光旦、叶超公等十来人，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这么多臭皮匠，就不信想不出个好名字来！”
林语堂还是左挑右拣。
章克标急了，名字定不下来，这刊物也迟迟出不了，拖一天，就赔进一天的成本啊。他说：“玉堂，你也太猖狂了，别人的名字你不满意，你又提不出好刊名，我看，干脆叫《林语堂》，你才满意吧！”
林语堂敲着烟斗，正想辩解。章克标突然一拍脑袋，“慢着，‘林语’，‘林语’——论语，对，就叫《论语》，怎么样？”
“好名字！”林语堂激动地站了起来。
章克标的建议博得了满堂彩，久不能定的刊名终于定下来了。
在众人的推荐下，林语堂担任了《论语》的主编。他制订了《论语社同人戒条》：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大骂（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戏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痰迷调；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赏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9月16号，《论语》创刊号即将付梓，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语堂才突然发现忘了请人题刊头。
对一本杂志而言，刊头是门面，是第一眼印象，万万马虎不得。上海略有影响力的杂志都是备重金，请有名的书画家题字，以便扩大影响力。
章克标急得团团转，就要拿去工厂印刷了，一时半会找谁来题字？
“要不，暂时用老宋体充充数？”章克标说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林语堂吸了一口烟，“不行！”这本杂志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决不能临门一脚踢叉了。
他拿出宣纸，闭眼凝神一刻，提笔写了“论语”二字。
“郑孝胥的字？”章克标又惊又喜，“玉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
原来，林语堂平时好练毛笔，常在家里模仿名满上海的郑体字，已经有七八分神似，现在是好刀用在了刃上，解了燃眉之急。
《论语》刊行后，还真有不少人张冠李戴，以为《论语》刊头是郑孝胥的题字。《论语》内部人也来打听，问语堂是怎么请动郑孝胥的。林语堂摆摆手，笑而不答，一袭长衫绝尘而去。
提倡幽默（3）
《论语》一经发行，立刻畅销，卖到了三四万份。上海自开埠以来，还没有哪本杂志取得过这样的成绩。在大学生中尤为流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对语堂说：“我要是有事在公告栏内公告，只需要登在你的《论语》上就可以了。”
林语堂成天笑呵呵的，翠凤担心他招人忌，每每提醒他别太得意。
《论语》卖得好，全是沾了“幽默”的光。
早在《语丝》时期，林语堂就将Humor翻译为“幽默”，也写了几篇坐而论道的幽默论，但是反响不大。事隔几年，语堂将旧瓶装上新酒，却香飘四溢，博得了“幽默大师”的名号。他的幽默小品极尽戏谑之能事，插科打诨，却格调非凡，针砭时弊而不流于贫嘴，讥讽权贵而不失于刻薄，“笑中有泪，泪中有笑”。读者们乍一看，无甚有趣，可一回想，妙趣横生。在黑白难辨的动荡生活中，就是需要这样的文章让人解气，或破涕为笑。
有不少文章现在读起来，仍颇有意思。
中国究有臭虫否？
作为一个君子，对于这一类的题目我是不发表意见的。可是对于种种不同的——从辜鸿铭、胡适、张宗昌以至白莲教徒、佛道教徒、死硬派和党部，关于这问题所代表的意见态度，我却是熟悉的。他们的不同意见是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培根有一次曾写了关于“部落偶像”、“洞穴”、“市场”和“戏剧”等的文章，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类心理的偶像在这恼人的题目上的不同意见，却有着更新奇、更丰富的说明。
我们且把事情弄得简单一些，试想如果在一个中国女主人家里所举行的著名中外人士之集会中，有一只臭虫在洁白的沙发套上缓慢而明显地爬出来见客。这事情可能在任何家庭中发生，不论是英、法、俄或者中国，这里且假定是中国。如果有一个英语说得很好的爱国高等华人首先发现了这个，于是他的爱国心驱使他走过去，坐在那臭虫上，不论以自己的体重压死了它也好，或者为了国家荣誉而让它秘密地咬几口也好。然而另一个又出现了，接着又有第三、第四个出现了，这却是使大家惊愕而主人窘极的，结果是大家承认在中国的某些城市的家庭中是有臭虫的。于是我便会听到关于臭虫的讨论，现在且摘录如下：
第一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而这便是我们的精神的最好证明。只有精神的人民才能忘却他们的物质环境！”这位厚颜的吹牛者便是辜鸿铭。我们只能斥责他是在厚颜的吹牛皮（虽然是很体面的），因为由于思想的牵涉，一个人也会跟辜鸿铭一样，认为一个应用卫生设备的新时代的人，是不及一个用茅厕的人来得近于“精神”。
第二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但这又有什么呢？维也纳、布拉格、纽约、伦敦，都有臭虫。事实上，有些城市便因此而闻名了。这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可耻的。”这是中国的“爱国者”、“东方人”、“泛亚洲主义者”和那些要替我们保存“国粹”的人们的态度。有一次张宗昌将军在日本温泉发现了一个臭虫，快乐得连连向人们称道中国文化的优越。
第三种态度：“哥伦比亚大学里也有臭虫的。所以中国人的床上如果没有臭虫，那就太不文明了。而且美国臭虫要比中国臭虫要好看得多。所以让我们捉一只，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种的，把它输入中国放在中国人床上去。”这是不能说半句中国话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的态度。
第四种态度：“什么？中国有臭虫吗？可是英国是没有臭虫的。所以我要求治外法权。”这代表死硬派。他的第一句话是对的，第二句却是谎话，第三句却是英国日报主笔的聪明评论，他总会获得上海居民的喝采的。如果一个在中国牢狱中的西犯在收还治外法权以后详述他在中国牢狱中的经历和这里面有臭虫的惊人发现，英国日报会登载这样的报导：“为臭虫所苦，在华西犯生活困难。”是毫不足为奇的。
第五种态度：“什么？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中国是从没有过臭虫的。那只是你的幻想、错觉，我告诉你，中国是没有臭虫的。”这是民族宣传家和中国外交家的态度。有些中国伟人在国联负责陈述在一九二○年中国已停止种植鸦片。他只是为了执行他的职业，大家不能责他不是，那么英法代表在国联又做些什么呢。
第六种态度：“我们不要谈这问题吧。让我们来把那些胆敢谈论这问题的痛责一顿吧，他是不爱国的，”党部这样说。“给他一个警告，”另一个同僚这么说。
第七种态度：“不要扰乱我的清思吧。只要我在被臭虫咬时保持快乐就是了。这又有何伤害呢？”这是中国佛道教徒所说的话。这罗素也会首肯的。前清最伟大的文学家郑板桥不就是吟咏过蚊子和臭虫吗？
第八种态度：“让我们来捉住它们，捉得一个不剩时再说，”胡适博士说。对于这个，一切外国的自由的，无国家偏见的人都会同声附和到：“是的，让我们捉住它们，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国属。”
最后，第九种态度，是本小评论家的态度。看到一个臭虫在著名的集会里走出来见客时，他的习性会叫他喊出：“看啊，这里有一个大臭虫！多大，多美又多肥，它在这时机跑了出来，在我们乏味的谈话中供给一些谈论的题材，它是多么巧妙又多么聪明啊！我亲爱的美丽的女主人啊！不就是它昨晚吸去你的血吗？捉住它吧。捉住了一只大臭虫把它捏死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对于这些话，我那美丽女主人也定会回答说：“亲爱的林博士，你对你自己应引以为耻！”
《论语》一经发行，立刻畅销，卖到了三四万份。上海自开埠以来，还没有哪本杂志取得过这样的成绩。在大学生中尤为流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对语堂说：“我要是有事在公告栏内公告，只需要登在你的《论语》上就可以了。”
林语堂成天笑呵呵的，翠凤担心他招人忌，每每提醒他别太得意。
《论语》卖得好，全是沾了“幽默”的光。
早在《语丝》时期，林语堂就将Humor翻译为“幽默”，也写了几篇坐而论道的幽默论，但是反响不大。事隔几年，语堂将旧瓶装上新酒，却香飘四溢，博得了“幽默大师”的名号。他的幽默小品极尽戏谑之能事，插科打诨，却格调非凡，针砭时弊而不流于贫嘴，讥讽权贵而不失于刻薄，“笑中有泪，泪中有笑”。读者们乍一看，无甚有趣，可一回想，妙趣横生。在黑白难辨的动荡生活中，就是需要这样的文章让人解气，或破涕为笑。
有不少文章现在读起来，仍颇有意思。
中国究有臭虫否？
作为一个君子，对于这一类的题目我是不发表意见的。可是对于种种不同的——从辜鸿铭、胡适、张宗昌以至白莲教徒、佛道教徒、死硬派和党部，关于这问题所代表的意见态度，我却是熟悉的。他们的不同意见是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培根有一次曾写了关于“部落偶像”、“洞穴”、“市场”和“戏剧”等的文章，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类心理的偶像在这恼人的题目上的不同意见，却有着更新奇、更丰富的说明。
我们且把事情弄得简单一些，试想如果在一个中国女主人家里所举行的著名中外人士之集会中，有一只臭虫在洁白的沙发套上缓慢而明显地爬出来见客。这事情可能在任何家庭中发生，不论是英、法、俄或者中国，这里且假定是中国。如果有一个英语说得很好的爱国高等华人首先发现了这个，于是他的爱国心驱使他走过去，坐在那臭虫上，不论以自己的体重压死了它也好，或者为了国家荣誉而让它秘密地咬几口也好。然而另一个又出现了，接着又有第三、第四个出现了，这却是使大家惊愕而主人窘极的，结果是大家承认在中国的某些城市的家庭中是有臭虫的。于是我便会听到关于臭虫的讨论，现在且摘录如下：
第一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而这便是我们的精神的最好证明。只有精神的人民才能忘却他们的物质环境！”这位厚颜的吹牛者便是辜鸿铭。我们只能斥责他是在厚颜的吹牛皮（虽然是很体面的），因为由于思想的牵涉，一个人也会跟辜鸿铭一样，认为一个应用卫生设备的新时代的人，是不及一个用茅厕的人来得近于“精神”。
第二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但这又有什么呢？维也纳、布拉格、纽约、伦敦，都有臭虫。事实上，有些城市便因此而闻名了。这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可耻的。”这是中国的“爱国者”、“东方人”、“泛亚洲主义者”和那些要替我们保存“国粹”的人们的态度。有一次张宗昌将军在日本温泉发现了一个臭虫，快乐得连连向人们称道中国文化的优越。
第三种态度：“哥伦比亚大学里也有臭虫的。所以中国人的床上如果没有臭虫，那就太不文明了。而且美国臭虫要比中国臭虫要好看得多。所以让我们捉一只，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种的，把它输入中国放在中国人床上去。”这是不能说半句中国话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的态度。
第四种态度：“什么？中国有臭虫吗？可是英国是没有臭虫的。所以我要求治外法权。”这代表死硬派。他的第一句话是对的，第二句却是谎话，第三句却是英国日报主笔的聪明评论，他总会获得上海居民的喝采的。如果一个在中国牢狱中的西犯在收还治外法权以后详述他在中国牢狱中的经历和这里面有臭虫的惊人发现，英国日报会登载这样的报导：“为臭虫所苦，在华西犯生活困难。”是毫不足为奇的。
第五种态度：“什么？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中国是从没有过臭虫的。那只是你的幻想、错觉，我告诉你，中国是没有臭虫的。”这是民族宣传家和中国外交家的态度。有些中国伟人在国联负责陈述在一九二○年中国已停止种植鸦片。他只是为了执行他的职业，大家不能责他不是，那么英法代表在国联又做些什么呢。
第六种态度：“我们不要谈这问题吧。让我们来把那些胆敢谈论这问题的痛责一顿吧，他是不爱国的，”党部这样说。“给他一个警告，”另一个同僚这么说。
第七种态度：“不要扰乱我的清思吧。只要我在被臭虫咬时保持快乐就是了。这又有何伤害呢？”这是中国佛道教徒所说的话。这罗素也会首肯的。前清最伟大的文学家郑板桥不就是吟咏过蚊子和臭虫吗？
第八种态度：“让我们来捉住它们，捉得一个不剩时再说，”胡适博士说。对于这个，一切外国的自由的，无国家偏见的人都会同声附和到：“是的，让我们捉住它们，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国属。”
最后，第九种态度，是本小评论家的态度。看到一个臭虫在著名的集会里走出来见客时，他的习性会叫他喊出：“看啊，这里有一个大臭虫！多大，多美又多肥，它在这时机跑了出来，在我们乏味的谈话中供给一些谈论的题材，它是多么巧妙又多么聪明啊！我亲爱的美丽的女主人啊！不就是它昨晚吸去你的血吗？捉住它吧。捉住了一只大臭虫把它捏死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对于这些话，我那美丽女主人也定会回答说：“亲爱的林博士，你对你自己应引以为耻！”
提倡幽默（4）
林语堂还是那副见了英国王太子都不屑一顾的山地孩子样，他的幽默之刺从不看对象，只管刺出去。有一次一位政府要员向他打招呼，他居然当面说：“你虽是官，但还像个人。”
《论语》奉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稿件不分派别，不分政治倾向，只要言之有趣，都可以用。而幽默成了一时的潮流，所有的报刊杂志争相效仿，似乎“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甚至，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
冰心、郁达夫、刘半农、苏青等都是《论语》的常客。鲁迅虽然颇有微辞，但也写过几回，其一便是有名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孔夫子有胃病》。
初入文坛的老舍也是《论语》的信徒。
他给林语堂写了一封信。
编辑先生：小的胆大包天，要在圣人门前卖几句《三字经》，作了篇《祭子路之岳母文》。如认为不合尊刊性质，祈将原稿退回，奉上邮票五分，专作此用。如蒙抬爱，刊登出来，亦祈将五分邮票不折不扣寄回，以免到法厅起诉。敬祝
论祺
小的老舍敬启。
这封信正中林语堂的下怀，他回了信，又幽上一默。
老舍先生：尊函及稿一并刊登，业已嘱发行部依卖一送一办法寄呈二份。除尊名来款项下五分以外，尚不敷五分。请即寄下，以免追究，毋谓言之不预也。(或就近交韩复渠捐义勇军，转账亦可)
——记者
廖翠凤万万没有想到，林语堂的“邋遢讲”竟然可以赚钱。她嫁到林家已经10年了，过得都是紧巴巴的日子，现在他们居然可以搬到法租界的花园洋房里，还请得起佣人。
不过，她的丈夫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语堂名声日隆，社交圈子也大起来，常常有人请吃饭。语堂凡事不深究，吃完了，道两声“谢谢”就走人。翠凤就得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哪些需要回请？在家里请，还是上馆子？翠凤本来就喜欢热闹，大宴宾客一点都不觉得厌烦。据大女儿林如斯回忆：“客人一到我们家，母亲总要看着他们吃饭，母亲常预备着精美的菜肴，有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得空空如也；但她一点儿也不吝啬，她的脸上流露着诚恳的笑容。”
林语堂还是那副见了英国王太子都不屑一顾的山地孩子样，他的幽默之刺从不看对象，只管刺出去。有一次一位政府要员向他打招呼，他居然当面说：“你虽是官，但还像个人。”
《论语》奉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稿件不分派别，不分政治倾向，只要言之有趣，都可以用。而幽默成了一时的潮流，所有的报刊杂志争相效仿，似乎“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甚至，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
冰心、郁达夫、刘半农、苏青等都是《论语》的常客。鲁迅虽然颇有微辞，但也写过几回，其一便是有名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孔夫子有胃病》。
初入文坛的老舍也是《论语》的信徒。
他给林语堂写了一封信。
编辑先生：小的胆大包天，要在圣人门前卖几句《三字经》，作了篇《祭子路之岳母文》。如认为不合尊刊性质，祈将原稿退回，奉上邮票五分，专作此用。如蒙抬爱，刊登出来，亦祈将五分邮票不折不扣寄回，以免到法厅起诉。敬祝
论祺
小的老舍敬启。
这封信正中林语堂的下怀，他回了信，又幽上一默。
老舍先生：尊函及稿一并刊登，业已嘱发行部依卖一送一办法寄呈二份。除尊名来款项下五分以外，尚不敷五分。请即寄下，以免追究，毋谓言之不预也。(或就近交韩复渠捐义勇军，转账亦可)
——记者
廖翠凤万万没有想到，林语堂的“邋遢讲”竟然可以赚钱。她嫁到林家已经10年了，过得都是紧巴巴的日子，现在他们居然可以搬到法租界的花园洋房里，还请得起佣人。
不过，她的丈夫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语堂名声日隆，社交圈子也大起来，常常有人请吃饭。语堂凡事不深究，吃完了，道两声“谢谢”就走人。翠凤就得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哪些需要回请？在家里请，还是上馆子？翠凤本来就喜欢热闹，大宴宾客一点都不觉得厌烦。据大女儿林如斯回忆：“客人一到我们家，母亲总要看着他们吃饭，母亲常预备着精美的菜肴，有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得空空如也；但她一点儿也不吝啬，她的脸上流露着诚恳的笑容。”
看“萧”旋风
爱尔兰文豪萧伯纳的到来更催化了林语堂倡导的幽默热。
萧伯纳被称为“西洋唐伯虎”，是著名的幽默大师。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拒绝接受钞票，说：“诺贝尔奖金是扔给游泳者的一个救生圈，不过是在他已经泅上岸以后！”他还有一句政治名言：“一个抢了张三去给李四的政府，笃定可以指望李四的支持”。
10年前，爱因斯坦曾来过上海，但是由中国犹太人一手包办，上海人的热情无处可泄。这次萧伯纳到来，整个上海像发了疯一样，卷起一股看“萧”旋风。这位一米八，有些佝偻的文豪的照片和逸事占满了大到政治性报纸，小到明星八卦报的所有版面。
因为是私人出访，英租界就不愿意用官方名义招待。中国笔会求之不得，推出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和蔡元培接待。
似乎预感到上海的热浪滚滚，萧翁一再要求行程保密，所以知道萧伯纳确切来访日期的人不多，林语堂就是其中一个。
1933年3月17号，林语堂天没亮就起来了。他本打算穿上新做的长衫，可转念一想，礼仪为重，又换上笔挺的西装。赶到新关码头后，宋庆龄已经在那儿等了。她依旧寻常打扮，穿着朴素端庄的旗袍，发髻一丝不苟，头微微地偏，嘴角扬起不易觉察的笑。
新闻界真是神通广大，宋庆龄以为消息密不透风，谁知一下子来了几百个记者，把个小小的码头围得水泄不通。大学生剧社援助义勇军游艺大会代表团，崇拜萧伯纳的青年男女等也收到风，陆续地赶来，新关码头挤得连落脚的地都没有。
宋庆龄是处理惯大场面的，当机立断，“语堂，你们留下来引开记者，我通知轮船停其他港口。”
语堂会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翘首以盼，有时还拿出怀表，看上几眼，着急地来回走几步。记者们不疑有它，都滞留在新关码头。此时，宋庆龄已经成功地接到萧伯纳，安置在自己的府邸。
接到电话后，语堂拔腿直奔孙宅。
语堂自己也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提起幽默大师无人不识。可当他见到世界级的大师萧伯纳，居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就像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见到文学巨匠一般。
萧翁吃素，宋庆龄就备了一席功德林的斋菜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客。
席上，萧翁一面像天真的童子学习用筷子，一面随意地闲扯，诙谐百出，语堂听得如痴如醉，他想：“大师就是大师，稀松平常之事，一经他的口，有意思得很。”
据宋庆龄回忆，宴会时，原来是安排鲁迅和萧伯纳对话，可是林语堂英文对话能力强，又肯向萧翁讨教，所以反倒是林语堂和萧伯纳说得多。
餐后，一行人陪着萧伯纳到院子里散步。
那几天，连日阴霾，昏沉沉的，可萧伯纳一来，似乎老天也给面子，现出太阳来。清淡的阳光射在大师花白的虬须上，碧绿的眼睛满是笑意。
“萧先生真是好福气，”有人说，“在多云喜雨的上海见到了太阳！”
“不，”萧伯纳机智地反驳，“应该说这是太阳福气好，能够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语堂立刻联想到了穆罕默德的名言：“穆罕默德不去就山，让山来就穆罕默德。”
萧伯纳在上海仅仅呆了一天，可“幽默”却在黄浦江畔热热烈烈地燃烧起来，真正是“天下无不幽默”了。
开风气之先的《论语》赚得钵满盆满，林语堂成了上海文坛的金字招牌，颇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气派。
爱尔兰文豪萧伯纳的到来更催化了林语堂倡导的幽默热。
萧伯纳被称为“西洋唐伯虎”，是著名的幽默大师。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拒绝接受钞票，说：“诺贝尔奖金是扔给游泳者的一个救生圈，不过是在他已经泅上岸以后！”他还有一句政治名言：“一个抢了张三去给李四的政府，笃定可以指望李四的支持”。
10年前，爱因斯坦曾来过上海，但是由中国犹太人一手包办，上海人的热情无处可泄。这次萧伯纳到来，整个上海像发了疯一样，卷起一股看“萧”旋风。这位一米八，有些佝偻的文豪的照片和逸事占满了大到政治性报纸，小到明星八卦报的所有版面。
因为是私人出访，英租界就不愿意用官方名义招待。中国笔会求之不得，推出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和蔡元培接待。
似乎预感到上海的热浪滚滚，萧翁一再要求行程保密，所以知道萧伯纳确切来访日期的人不多，林语堂就是其中一个。
1933年3月17号，林语堂天没亮就起来了。他本打算穿上新做的长衫，可转念一想，礼仪为重，又换上笔挺的西装。赶到新关码头后，宋庆龄已经在那儿等了。她依旧寻常打扮，穿着朴素端庄的旗袍，发髻一丝不苟，头微微地偏，嘴角扬起不易觉察的笑。
新闻界真是神通广大，宋庆龄以为消息密不透风，谁知一下子来了几百个记者，把个小小的码头围得水泄不通。大学生剧社援助义勇军游艺大会代表团，崇拜萧伯纳的青年男女等也收到风，陆续地赶来，新关码头挤得连落脚的地都没有。
宋庆龄是处理惯大场面的，当机立断，“语堂，你们留下来引开记者，我通知轮船停其他港口。”
语堂会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翘首以盼，有时还拿出怀表，看上几眼，着急地来回走几步。记者们不疑有它，都滞留在新关码头。此时，宋庆龄已经成功地接到萧伯纳，安置在自己的府邸。
接到电话后，语堂拔腿直奔孙宅。
语堂自己也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提起幽默大师无人不识。可当他见到世界级的大师萧伯纳，居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就像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见到文学巨匠一般。
萧翁吃素，宋庆龄就备了一席功德林的斋菜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客。
席上，萧翁一面像天真的童子学习用筷子，一面随意地闲扯，诙谐百出，语堂听得如痴如醉，他想：“大师就是大师，稀松平常之事，一经他的口，有意思得很。”
据宋庆龄回忆，宴会时，原来是安排鲁迅和萧伯纳对话，可是林语堂英文对话能力强，又肯向萧翁讨教，所以反倒是林语堂和萧伯纳说得多。
餐后，一行人陪着萧伯纳到院子里散步。
那几天，连日阴霾，昏沉沉的，可萧伯纳一来，似乎老天也给面子，现出太阳来。清淡的阳光射在大师花白的虬须上，碧绿的眼睛满是笑意。
“萧先生真是好福气，”有人说，“在多云喜雨的上海见到了太阳！”
“不，”萧伯纳机智地反驳，“应该说这是太阳福气好，能够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语堂立刻联想到了穆罕默德的名言：“穆罕默德不去就山，让山来就穆罕默德。”
萧伯纳在上海仅仅呆了一天，可“幽默”却在黄浦江畔热热烈烈地燃烧起来，真正是“天下无不幽默”了。
开风气之先的《论语》赚得钵满盆满，林语堂成了上海文坛的金字招牌，颇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气派。
林鲁之争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
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
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语堂则点燃烟斗，也咪咪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
语堂也好两口烟，翠凤逼着他戒，可他戒了几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语堂脑中光亮一闪，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他兴致勃勃地问鲁迅。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论语》就像是语堂的孩子，他颇以此为荣，这么一大盆冷水猛地泼下来，他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王映霞看不过眼，发话了，“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这句玩笑话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被酒精一搅和，总算是平复下来了。
在座的两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时机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经验，氛围越发地轻松起来。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他谈起欧洲中世纪时，贵族和骑士在出征前用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子下部的奇闻轶事，他还谈起雍正皇帝，满族的婚礼，妙语连珠，如天女散花，众人应接不暇。
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鲁迅骂的，终不坏。”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
林语堂早忘了先前的尴尬，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因为是谈孩子，鲁迅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语堂则点燃烟斗，也咪咪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
语堂也好两口烟，翠凤逼着他戒，可他戒了几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语堂脑中光亮一闪，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他兴致勃勃地问鲁迅。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论语》就像是语堂的孩子，他颇以此为荣，这么一大盆冷水猛地泼下来，他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王映霞看不过眼，发话了，“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这句玩笑话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被酒精一搅和，总算是平复下来了。
在座的两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时机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经验，氛围越发地轻松起来。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他谈起欧洲中世纪时，贵族和骑士在出征前用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子下部的奇闻轶事，他还谈起雍正皇帝，满族的婚礼，妙语连珠，如天女散花，众人应接不暇。
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鲁迅骂的，终不坏。”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
林语堂早忘了先前的尴尬，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因为是谈孩子，鲁迅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又是一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林语堂曾说过“决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间组织，干的又是营救生命之事，与他的宗旨不冲突，他的土匪心又复活了，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笔来，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适是民盟北平分会的会长，发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把他开除会籍。
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蒋介石反革命?后，加大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即刻伏住身边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几枪，当场死亡。研究院隶属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许有政治暗杀的行为，南京政府居然胆敢在这里下手，足见他们镇压民盟决心之大。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同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是不会管这些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关系。
宋庆龄向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暗杀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他的死不会影响民盟的发展。但实际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动。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两个星期。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心里实在堵得慌，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
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把心里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他字字讥讽地写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操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写给杨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林语堂曾说过“决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间组织，干的又是营救生命之事，与他的宗旨不冲突，他的土匪心又复活了，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笔来，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适是民盟北平分会的会长，发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把他开除会籍。
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蒋介石反革命?后，加大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即刻伏住身边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几枪，当场死亡。研究院隶属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许有政治暗杀的行为，南京政府居然胆敢在这里下手，足见他们镇压民盟决心之大。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同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是不会管这些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关系。
宋庆龄向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暗杀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他的死不会影响民盟的发展。但实际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动。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两个星期。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心里实在堵得慌，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
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把心里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他字字讥讽地写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操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写给杨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决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决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
弱水三千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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