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周老虎闻名的陕西镇坪县又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一次，是因为微博上的两张照片，在照片背后的事件初步证实后，公共舆论再次哗然，然而，正如有的网友所说，自有所谓计生执法以来，这样的惨剧绝不仅仅是首例，在全国执行计划生育法规的名义下，这样的惨剧是常见的。这实际上给全社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这是执行法规问题，还是公然杀人？

法规、法律和执法都是文明社会的事物，任何执法或法律活动都不能违背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人类之有今日，有赖于社会的存续，而组成社会的是人，人不仅仅是什么抽象的生产力、户口、劳动者、官吏或公民，首先和归根结底，人是生命，离开生命而谈论人，那是不知所云；离开人而谈法律和法规也是胡说八道。尤其是，当人们联系到，这个国家的政府经常是以生存权来作为人权的基本定义的，生存，是什么生存？难道不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命的生存吗？严格说来，这么多年以来，在执行所谓计生法规的过程中，千百万计的此类生命虐杀，与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或者奥斯维辛、日军毒气室发生的大规模生命残杀并无本质区别，我们的社会怎么能一边安享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一边对如此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惨剧和极端社会灾难保持缄默？这是中国社会堕落的标志。

据网络上看到的未经证实的数据，过去30年来，先后因计生执法造成的流产、引产2亿多例，拆除房屋4000万间，没收宰杀耕牛近3000万头，近两亿妇女被强制进行切割卵巢手术，内有1亿妇女留有手术造成的后遗症，而这一数据中有近2000万为未婚妇女。当然，这些数据的准确信和可信度是无法保证的，但从日常的了解就不难发现最基本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内，以如此暴虐的方式推行一项与人类自身生命和生存如此攸关的重大事务，却如此缺少应有的社会讨论和监察，而执行者又是如此粗暴和教养低下的人群，这样触目惊心的事件，除了历史上的大跃进，何曾有过！可以不折不扣地说，不管计划生育政策当初的政策立意和立法目标为何，今日它已经在现实中演化为一种史上罕有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和社会灾难。今天，镇坪的惨剧正好是一个带血的契机，我们可以正视和回顾这一灾难的历程——还有多少没被世人注意的此类虐杀案例！

所以，当央视某深度新闻栏目以”陕西镇坪强制引产事件“为题要我写一则简单的评语时，我写道：”这不是计划生育执行法规的问题，而是剥夺生命的问题，而对人的生命的态度是一个社会得以维系和存续的底线下的底线。当我们使用‘强制引产’这种半吊子医疗术语来描绘此事，我们实际上是在回避此事的实质，对生命的惨剧闭上眼睛，从而也体现了对生命本身的极度冷漠。“语言作为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当我们用”强制引产“这种词汇，我们正在公开表明我们社会和时代对生命的残忍态度。

曾有人虐杀动物，网络和媒体闻风而动，热心人前去进行救助，为什么？不是因为对宠物的偏好，而是因为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而脱离了这种对生命的爱惜和爱护，则任何宗教、说教、社会理论和政治理想也就失去了立足之点，成为反人类和生命灭绝的思想黑洞。被称为现代社会的制度和观念渊源大多直接和主要地来自伟大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的最大特征就是把人的价值和人类生命的珍贵再次放到一切文明思考的首要与核心位置。推而广之，在更古老的东西文明历史源头，那些被称颂千古的圣贤，其基本教诲没有哪个不是以人本和人道作为精神支柱的。

一句话，人伦天理，天日昭昭，爱生命是文明和光明的，而灭绝生命则是蒙昧和黑暗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镇坪发生的这一事件的实质，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对生命的态度已经到了如此残忍和无视的程度。这不是什么社会管理问题、法规执行问题，甚至关于人口政策与理论的讨论，在这一血淋淋的现实面前，都显得无比虚伪和无聊。相反，每一个稍有良知和理智的人都应该驻足思考：是什么使中国社会沉沦到如此蒙昧、残忍、不道德和反文明的境地？是什么使这些以国家和政策之名残杀生命的人可以如此下手？

这不是什么4万元交没交、该不该交的问题，人命没有价格，一个社会要想不陷入每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自我毁灭战争，必须旗帜鲜明地拒绝把生命的权利标价出售的思想，任何行政或司法活动如果在实践中已经伤天害理，则必须受到毫不犹豫的抵制。没有人有权残杀生命，政府不能也不能变成杀人机器，这种极度邪恶的残忍不仅剥夺无辜的生命，已经把我们社会本来在地板之下的道德标准拉到了地窖之下，那就是地狱。假如我们对此保持沉默，那就是对生命不敬，对祖国和同胞犯罪。

长期以来，计划生育彷佛是一件与同胞和人类生命无关的事情，彷佛是挖矿和采蘑菇，人的生命成了没有任何生命特征的工作指标，一些冰冷的、彷佛彻底无意义的数字！而计生部门，正如城管、警察和其他部门一样，视不择手段、无限暴力为理所当然的所谓执法理念，同时，在罚款这种掠夺性的经济动力推动之下，这一本来存有理论争议的政策，在现实中，已经变成了唯利是图、毫无人性、天怒人怨、比一切历史上的野蛮征服还要野蛮的活动。而其中受害最深和最烈的还是底层毫无社会表达能力与抗争能力的普通乡村人民。因为受害者总是个案，所以，在严格的舆论和社会控制之下，这种残害所带来的滔天血泪和震撼哭泣，不被所谓主流社会听到，而被残害者成了贱民都不如的不可接触者！

二战后对纳粹屠杀和日本军国主义屠杀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对生命的漠视源于一种自我隔离的心理机制的培养：把另一部分人类不当人，当成可以随意处置的无机物体，这在个人，是一种人格的分裂，在社会，则是一种毁灭性的撕裂。它在运行中的社会后果就是，完整的社会解体了，变成了两个阶级：一个是吃人的、猎杀的阶级，另一是被吃的、被无情追逐和猎杀的阶级。在这样的社会中，谈政策、谈公共道德，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人不再为人，生命失去了被珍视的价值，除了猎杀者的杀人游戏，就是被猎杀者的绝望反抗，这种反抗也必定是血腥和暴烈的。在此双重血腥逻辑之下，政治本身也成为不可能之物，法律、伦理，以及一切文明的事物都会销声匿迹，换言之，直接地，就是国家失败，或者说，诞生一个完全失序的失败国家。

在如此赤裸裸的暴虐之前，人们关于计划生育的理论争论在逻辑上再完美、论据上再充足又有什么意义？不要跟我说什么经说服同意，天下人不是瞎子，在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高压之下，被抓住的孕妇及其家庭，除了”同意“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吗？这不是一个政策要不要继续或怎样修订的问题，镇坪的最新鲜血最清楚不过地告诉中国人：这是一个要生命，还是忍受残杀的问题，是一个要维持我们的社会基本存续的最低条件，还是眼看社会沉沦到率兽食人、命命相搏地步的问题。对此，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人，不论你今日端居庙堂之高，还是身处江湖之远，都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的抉择与回答。

镇坪的惨剧面前，我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要生命， 不要残杀；拒绝任何暴虐，不许假借公权名义行凶；要改变，必须改变。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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