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众多的文献中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书中是我国奕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的书。而自此以后，我国的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使的时代。

　　在两汉时期，茶区在扩大上首先表现了出来。据可依靠的资料显示，汉朝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转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很早前《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茶陵”的地名，而《史记》也记载“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产茶敬故名”。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茶陵，这还可以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

　　之前有报道记载，马王堆1号和3号墓中出土了大量记述随葬物品，其中亦有茶的记录。作为陪葬品的茶叶据说是成箱的。可见墓主是西汉的贵族，也同时说明那个时代的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湖南种茶也颇具发展。

　　茶叶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本身就是饮茶和茶叶一定发展程度的标志。虽说汉朝的饮茶还有茶叶都得到某些发展，但是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种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在先秦时，茶的饮用还有生产主要是流传在巴蜀一带的。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茶业的交流日广，茶的加工、种植都渐渐从东部和西部传播开来。如上文提到的湖南茶陵，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县(邻近江西、广东边界)，在唐以前写作“茶陵”。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茶的饮用和生产，已经由巴蜀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但在汉以后的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的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所以，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秦汉至西晋这个阶段，既是巴蜀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

　　裕胜茶叶旗舰店了解到，西晋的都城在洛阳，而在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过江侨居，东晋、南朝建康成为我国面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我国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茶业，因上层社会的崇尚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

　　西晋时，皇室和世家大族荒淫无耻，斗奢比富，腐化到极点。流亡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鉴于过去失国的教训，一改奢华之风，倡导以俭朴为荣。如《晋书·恒温列传》(公元646年)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惟下七奠，茶果而已。”另一方面，随北方土族的南迁，南方特别是江东各地，礼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强，作为日常生活中愈来愈时尚的饮茶，这时也自然地愈来愈多地吸收进礼俗之中了。如刘宋时的《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讲西晋有个叫任瞻的官司吏，晋室南渡时漂泊流落，后来慢慢也到了南京。“时贤共至石头(今南京地名)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即是说，在东晋时，建康一带，就普通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

　　东晋还有南朝统治阶级“借重茶叶”的需要让得南方尤其江东方面的饮茶还有茶文化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的向东南推进。

　　如《神异记》(西晋——隋代之间)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永嘉图经》(失传，年代不详)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山谦之《吴兴记》(5世纪)又称：“乌程，县西北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茶”等等。由上可见这一时期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今温州、宁波的沿海一线。不只如此，而且如《桐君录》所说，“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是今常州的古名，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叶，也著名起来。荆楚和长江中游茶业重心的进一步东移，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但这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茶业的发展，使三国、西晋以后出现的茶业穗主东移的趋势或现象，更加明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