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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5日，14点56分，灾难发生三天后，我作为一名记者进入北川中心灾区。

　　16点30分，我伫立在了北川县城的“中心广场”，此时的我心里只有两个念头：第一，这个城市已没有任何重建的必要；第二，我不想写作这篇报道。

　　我失去了继续采写的勇气；这里惨不忍写。我宁可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但我终于鼓足勇气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只是现在，我不愿再以“本刊记者”的身份来表述。请允许我使用第一人称吧——在这里，我已经从一个职业的科学记者，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悲剧目击者：惨景瞬间瓦解了我一贯持有的理性。

　　走过死亡谷

　　在进入北川县城之前的一段下坡土路上，我和同行的几位记者看到了先后被抬出的两位伤者和两位死者。伤者以白布蒙着眼睛，死者被蓝色塑料紧裹全身。

　　然后，踏着残垣断壁，我们走进县城了。“这一片石头下面，是不是就有埋着的人？”我问。在我的右边，山崩后滚落的石头覆盖了原先的道路和房屋。大的石头大约有几十吨到上百吨。

　　往里走，我的左边出现了东倒西歪的成排房子。隔着一条塌陷得似乎进入地缝的巷子，远处几间残破歪倒的房屋中冒出淡淡的黄烟，周围是一片废墟。

　　接下来是一条“巷子”：中间一条临时开辟出来的路；左边是参差不齐、摇摇欲坠的各式房屋；右边是一眼看不出头的、一块块硕大无朋的石头，残破的钢筋混凝土和汽车、摩托车的零件卧倒在这些石头下面。

　　然后看到了第一滩淡淡的血迹。紧接着，看到了蓝色透明裹尸袋裹着、临时放置的第一具尸体。她斜躺在道路左侧，散落的头发遮盖了她的脸，身体半裸，腋下一道口子裂开，暗红色的内脏若隐若现——但伤口是白色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血。

　　大约十米外是第二具，同样是半裸，半趴着，看不清致命部位，也看不出性别；其右上是第三具。然后是连续摆放的第四具、第五具……左右两堆，横七竖八铺出一二十米。

　　周围同行者，没人再说话。

　　这边一具腹部高高隆起，该是一位孕妇。看得出来，她的腹部没有明显受损。我在想：灾难来临的一瞬间，她全力保护了肚子里的孩子。

　　那边一具身材格外瘦小。或许，他（她）还只是一个学龄儿童吧，我想。

　　……

　　继续前行。三个军人正在往裹尸袋里装一具尸体，她的肢体已经明显残破，一个战士正用铁锹将她晃晃荡荡的一条手臂往里塞。

　　左手边出现了第一具没有装袋的尸体。他（她）胸腔开裂，内脏迸出……

　　右手边，他（她）横卧于一块巨石下，肢体残缺，脑浆迸裂……

　　路中心略偏右，他（她）躺在裹尸袋里，脑袋只剩下了脖子上的一小部分。

　　……

　　一群公鸡和母鸡在石头堆里一片裸露出的废墟中啄食。紧紧捂住口罩的我实在不愿意多想，但，它们主人的身体或许就散落在这四周围……

　　终于，我们走过了这条巷子。地势开阔一点了，成队的官兵席地而坐。回头望去，才看明白，我们实际上走过的是三天前大自然刚刚造就的一个峡谷；组成峡谷一边的石头堆，掩盖了这座城市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死亡之谷。人类作为特殊物种所持有的优越感、以及生命的尊严，在这里全都被彻底粉碎。

　　老县城，最后一座高楼兀立不倒

　　这里原先是一个广场。

　　该是一个原本风光不错的广场。广场上面，意外地矗立着一座保留了原先大致面目的大楼，“北川大酒店”五个字赫然在目；酒店下面一个小门上方，“北川映象食府”六个字完整无损。这与周围层叠的预制板碎块、瓷砖碎块和弯弯曲曲的钢筋铁条形成对比。只是，酒店侧边的墙体已经崩塌，大楼仅剩支架支撑。

　　劫后余生的当地百姓说，大楼右上方的废墟，原先是一座中学。现在，成百上千的老师和学生就在那些被层层巨石覆盖的废墟下躺着。

　　从另一个方向放眼看去，视界开阔了：广场下方是一条河流，现在则由于上游水流被滑坡、崩塌的山体阻隔住，这条河成了死水潭；河道上，一条漂亮的索道木板桥通往对岸。只是现在，支撑索道的两根桥柱已经严重倾斜；对面，就是北川老县城。

　　情景再一次让我震撼。

　　从这里，几乎可以看到老县城的全貌——全城伏倒，唯一对视线造成一点点阻挡的，是一栋几乎还直立着的一二十层高的破损大楼。

　　与新城因山体崩塌而被埋在石头堆下不同，老县城的靠山部分是被土质山体所埋——罪魁是滑坡。“地震一开始，半边山体坠落，依山建造的三五排房子被推着向前冲出，前面的房子被一排排推倒，一直到河岸边。”亲历这场灾难的刘卫国（音）描述，当时的情景如同多骨诺骨牌一样，“那底下至少埋了9000到10000人，我的三个家人也在那里面。”

　　跟老县城相比，刚才走过的、属于新县城的死亡谷已经很好了：它至少还有那么一些歪歪斜斜站立着的房子。

　　在满目白森森的废墟中，那硕果仅存的一栋大楼看起来意外地不协调——真该把它拿到新城这边来。记得有学者在评论红楼梦的结尾时曾经说，是千万具尸体堆砌而无一生者的景象悲惨，还是死人堆里摇晃着站起一两个生还者更悲惨？我想，走到这里的人们，在看到作为“唯一生还者”出现的这栋倔强的大楼时，应该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对比。

　　一边是滑坡，一边是崩塌——北川县城就这样被包了饺子。

　　没有人哭泣，没有人流泪

　　在广场临河的人行道上，稀稀落落地竖立着几棵景观树。旁边，意外地存留了几条公园长椅——这恐怕是全城绝无仅有的、还具有正常使用价值的公共设施。在这里，我看到了三三两两结队返回县城寻亲的幸存者。

　　悲壮的叙述开始了。

　　“冒烟的那边，就是老县城的十字路口，我家就在十字路口旁边。我当时在绵阳……我全家6人，他们5个都失踪了……从昨天开始，我一直在上面找，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房子；喊了一天，没有听到一点应答……”

　　“当时我在（新城区）这边打工，做电焊，她等我回去（老城区）吃中饭。可我一直拖到下午两点多也没回去……我们还没有孩子……我恨（自己）啊……”

　　“我家还好，只埋进去一个……我们还有4个人。我们邻居家只跑出来一个。他小孩本来已经跑到外面来了，又回去带小狗，就没再出来……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小狗跑出来了，他回去找孩子，看到它在（自己房子的废墟）上面一圈圈地跑、叫……”

　　“我弟弟（当时）刚从绵阳回来，他先来了我家（房子在新城区，后来在余震中完全倒塌），离开时已经是两点多，（算起来）他刚到对面（地震就发生了）……我在上面扒了一圈，喊了一圈，没有找到……地震要是早五分钟来，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近了那具尸体……但我不敢仔细看。他身上剩下的半件衣服像是我哥哥的……他死得太惨了，我不愿意看到（证实）他就是我哥哥……”

　　……

　　一张张疲倦的脸，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但始终没有人哭泣，我甚至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以往习惯看到的那种悲痛。一个个故事，说者缓缓道来，听者惊心动魄。

　　在我打算尽快结束这段采访的时候，略感意外地，我遇到了一家四口：老两口，带着一个侄子、一个儿媳妇。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有20多人，现在就剩下我们4个，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没了，”年轻的李姓妇人说。她转身指着旁边的年轻人、自己的小叔子：“他刚刚结婚不久，媳妇也被埋进去了。”

　　她公公已经六十多岁，尽管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看上去还是温文尔雅。“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我孙子辈最小的只有不到三岁，都一块埋在底下……”

　　“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上有老母，临年遭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李陵与苏武书》中描述的这段千古悲情，在此黯然失色：这些刚刚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幸存者，甚至失去了控诉的情绪。

　　终于有人流泪了；终于有人抽泣了——是我这个不合格的记者。“你不要太难过，”老人轻轻安慰我。他突然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我咬牙紧闭嘴巴，使劲盯着他的脸，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叔叔，能告诉我您和您全部家人的名字吗？”静谧了一分钟后，我问。他低下头去，约半分钟，抬起头来，轻轻地说：“不用了吧……”

　　……

　　我停止了采访，倚靠在一棵还直立着的矮树上，努力让自己平静。五分钟后，同事吴晨光不合时宜地从北京后方打来电话，让我再一次失态——在同事面前。

　　地方政府要道歉！我也要道歉！

　　采访还得继续。必须调整方向，否则我会崩溃。回到我的本行——寻找科学问题去吧，这样我或许会好受些。

　　“这些大缺口都是这次地震后崩塌形成的吗，以前这里有没有出现滑坡？”

　　仅仅一个问题，情况变了，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些许的愤怒。

　　“中国古代都发明地动仪了，现在还说不能预测？”

　　“那么多青蛙跑出来，还说不会地震？”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蛇跑出来，看到了鸭子到处乱跑……”

　　“政府官员肯定都知道要地震，就是欺骗我们老百姓！”

　　“你是北京来的记者，肯定知道真相吧？”

　　我无言以对，尽管我知道他们说得并不“科学”。

　　更细致、翔实的回答出现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边的山体就被检查出有地质灾害的危险，北川县城是在危险区，那时专家就说应该移民，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移民？”

　　“四五年前，这些山上就发现了裂缝，说明已经很危险，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出人命？”

　　“政府也知道危险，他们只在山脚下用铁丝网拦截，那怎么可能拦住这么大的崩塌？他们早就该给我们移民！”

　　“到现在他们还在撒谎，说北川县城只有几千人被埋；这个县城，常住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再加上临时过往的行人、商人，最起码也有两三万人！到现在，一共才跑出去几千人？”

　　一位出生在北川、现在全家在绵阳、灾后回来企图从废墟中寻找老朋友的刘姓中年人总结：“北川因太过危险而不适合人类居住，这早就应该知道。政府的确掩盖了很多实情。”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对他们所说的情况必须进行调查核实。但，我现在跟着他们出离了愤怒。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他们连哭泣都不会了，还会撒谎吗？眼前所见也在证明他们的结论。

　　突然间，我心里一阵剧痛。我想到了离开北京之前自己采写、编辑的一组稿子。我告诉了我们的读者：准确预报地震，科学还达不到；动物的异常行为，未必总是预示地震将要来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地震预报工作者，以及我们的政府，在这次灾难中不该负有太多的责任。

　　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要为自己的过失负责任，要向《中国新闻周刊》的所有受众道歉：预测是科学问题；但决策预判，却不完全需要依赖于科学。

　　我也要向北川的万千死难者道歉：把你们所承受的灾难，归因于科学不够发达的无奈，对你们是不公平的！

　　对于北川的所有生者和死者，地方政府都必须道歉！因为他们对这场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这些该负责任的人，现在也有很多埋在废墟底下。

　　我一瞬间的极端想法：如果政府真的不肯承担责任，那么，把所有罪责归我吧！无论如何，生者必须对死者要有一个交代！

　　在以上文字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泪眼模糊。

　　走过危桥·农民逃生路

　　继续前行。这时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到上游观察据说已经危险万分的枯竹坝。

　　又走过了一大片废墟。有幸存者介绍说，这一块原先有一个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以及一个税务所。“税务所里平时有二三十人，保险公司日常上班的有三四十人，银行该有更多员工。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顾客。地震时，这些建筑瞬间破裂伏倒。”

　　终于抵达这个城市的另一头，是一个被叫做“两桥一洞”的地方——中间一个隧道，两头各连着一座桥。这是北川通往茂县的必经之路。由于夜晚马上就要来临，这里已经快成为无人区。

　　我走向“两桥”中的第一座桥。走到桥头，站在引桥上，我看到主体桥梁的这一头已经整个断裂开，掉下去一米多深，断口处暴露出乱七八糟的钢筋。

　　我跳了下去，走向对岸。

　　三四百米长的桥梁，现在断成了几十截。原本是一座高速路通道的桥梁，现在变得如此崎岖不平，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处或数处又宽又深的裂缝。几十截断桥，实际上仅仅依靠暴露在外面、游丝连带的那么一点点钢筋支持。

　　事后，我真的怀疑，当时我只要脚底用力一跺，整座大桥将立时崩塌，我也将从一二十米高的桥上随断梁坠入下面完全干枯了的河道。或许，我的背上还将压上几十吨桥梁。

　　就在我将要麻木地走过对岸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几个跟我一样麻木的人，他们正从对面走上这座超级危桥。是一群难民。他们刚从农村翻山越岭十多个小时，逃到了这里。

　　按照刚才指路人的描述，我通过“两桥一洞”，然后右拐走两公里，就将抵达枯竹坝水库。走过危桥、走过隧道之后，我看到了第二座桥。我知道，我的计划必须改变了。

　　第二座桥，已经彻底断开，中间一道三四十米长的缺口，阻住了我的道路；同时也阻住了从这里通往茂县的公路。

　　隧道右上方的山上出现了一群人。是军人。他们在原先显然没有路的地方往上爬。走近了看，似乎还真被他们走出了一条路。哦，不对，原来是一块巨石滚落压出的路，“路”两旁的灌木都伏倒了。

　　现在才知道，刚才那群难民，就是从这条路上下来的。一个带队的军官告诉我，山的那边有灾民，由于道路被山崩形成的堰塞湖阻断，只好翻山越岭、从原先完全没有路的山上走下来。他们这群军人就是上山接应难民的。而我要看大坝和上面的堰塞湖，也必须走这条路到山顶。

　　从这里，我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山滑坡后的情景了。四五百米高、底座有七八百米宽的滑坡缺口，使得这座山变得出奇的险峻。那些难民们正是从这个巨大缺口的上方山脊上走过来，经历了华山一条路的考验。

　　“叔叔，我没痛。”

　　来自成都的三个年轻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企图走上山脊拍摄这条逃生路。但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我的帮助下，他们走到了第一段山坡的中段，看到上面山脊上倒塌建筑物的碎块滚落，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

　　我走上了山坡，路变得平坦一些了。脚下踩着的，是横卧的断垣残壁——原先这上面还有不少建筑。山脊上，陆陆续续有一些军人在往上走，他们一部分任务是要到上面最危险的路段去保护难民通过，更重要的，是要从这里翻山越岭六七个小时，到山那边的漩坪镇去帮助一座学校的600多名中小学生逃生。

　　在山脊上一个临时休养所，我碰上了一大群难民，其中包括两个仅六七岁的小女孩。几个大人轮流背着孩子走路，早已疲惫不堪，见到一张铺有毯子的椅子，纷纷趴倒上去。

　　“上面太危险了，多亏有解放军帮忙，我们才能安全地走过来。”来自漩坪镇敏溪村的难民曾福全说，他们整个漩坪镇在灾难发生后完全跟外面失去联系，甚至到现在也不很清楚北川县城的具体情况。“直到前天（13日）晚上，我们村一个平时爱听收音机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点点信号，才知道总理已经到了北川。昨天下午，我们第一批难民经过十几个小时，才从这条路走出来。”

　　下面这段路依然危险。尽管我也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但体力保存得显然还是要好过这些不吃不喝翻山越岭六个多小时的难民。下面巨石滚出的那段路，必须腾出手来抓住灌木才能下山，一只手抱孩子走下山殊不容易。

　　放弃继续采访。二话不说，我抱起一个小孩就走。另一个孩子，则由一个解放军负责照料——事实上，这些官兵经过连续奋战，也早已经疲惫不堪。

　　“快，谢谢叔叔！”孩子的妈妈说。

　　这是我进入北川后三个多小时以来第一次听到“谢”字——此前我已经多次帮人忙，也看到了别人的相互帮忙。在这里，“感谢”两字似乎纯粹是多余的。

　　孩子没有吭声，双手用力抱住了我的脖颈。

　　山脊上的断垣残壁随时可能断裂、翻倒。尽管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了问题。在踩上一块裂开的预制板、往一堵横着的混凝土墙攀爬时，我脚下突然踩空：预制板整个断了。我的身体急剧倾倒，抱着小孩的左手，连同孩子一块重重地砸在混凝土墙上。

　　“叔叔，我没痛！”我自己和背后紧跟着的孩子母亲都没来得及出声，孩子抢着说。她的双手依然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这是这个小女孩与我相伴整个过程、近三个小时中所说的唯一一句话。但我知道，她说的是谎话。她的腿脚一定摔得很痛，很痛。

　　夜出北川

　　再次不理智。为抢时间，我带着这群难民冒死走过了这座危桥。解放军已经不再帮忙，我轮番抱、背两个小孩过桥、走路。

　　终于有了一段比较平坦的道路。精疲力竭的我把小孩放了下来，牵着那个我抱下山的小女孩的手，让她自己走；同时，也让其他大人保留体力，让另一个小孩自己走。这时是19点50分，天已经比较黑了。

　　“坚持，到了县城那一头，你们就有水喝、可以吃到东西了！”我成了他们的指挥官。大家都跟着我，走得很快。我必须抢在天完全黑之前，带领他们走过那个死亡谷。

　　20点5分，我们走过了广场，前方就是死亡谷。

　　“孩子，闭上眼睛，不要睁开，叔叔抱你走这段路。”另一个孩子，也按照我的要求，被周围的大人轮番背着走。

　　情况还好。天还不算太黑，偶然间，还有一些救援人员的矿灯或者手电筒能帮我们把眼前的路照亮。我一只手抱小孩，一只手使劲摁住口罩——但这也只是聊胜于无。小孩的一只手抱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本能地按住了自己的口鼻，把脸伏在我戴的安全帽上。

　　我进入县城之前借来的这副口罩已经被汗水浸透，没有多余的口罩给他们。整个队伍人人按住口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这将近一公里长的死亡谷。我很欣慰，我抱着的这个孩子的脸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安全帽。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孩子的妈妈形近崩溃。走出死亡谷之后，在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最后冲刺的山路和土路上，她除了不停问我名字之外，反复念叨的就是这一句话。但不行，这一段距离是山体崩塌带，有危险——这时的我已经恢复了理性。

　　21点20分，我终于将这群难民送到了接待处。看着他们拿到水喝，我如释重负。

　　遗憾：我忘了捐钱

　　23点整，我搭上了几个志愿者的车，赶回成都。

　　在车上，志愿者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七点到七点半，还有两人被救出，两个人都还保持完全的清醒状态，其中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在救援人员挖开废墟后，还是自己从里面走出来的。

　　让我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居然丝毫没有为他们感到庆幸的喜悦，反而突然感到一阵悲凉——莫名其妙地为他们感到悲凉。

　　凌晨1点半，抵达新都。终于要吃今天——不，准确地说该是昨天——的第一顿饭了。在几个人争着要付饭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忘了给难民捐款。又是一种奇怪的情绪：我当时居然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自责感。当我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感到很遗憾：我应该给那天自己遇到的每一个难民捐钱——他们太需要我们这些幸运的人们的帮助了。

　　哦，差点忘了，我背出的这个小女孩，名字叫做李桂红，她的父亲叫李顺军，在汶川打矿石，震后音讯全无。她妈妈说，她希望丈夫平安，也希望丈夫早点知道，自己和女儿，还有不愿离开家园而没有随同逃出的公公婆婆，都还平安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