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放魔鬼出笼

中国四川汶川发生的大地震，震出了一个“范跑跑”。地震发生时，中学教师范美忠甩下学生径自第一个逃生，被人称作“范跑跑”。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展示的是人性弱点，不能算作美德。懦夫虽招人鄙视，但也能博得几分同情，也因此成为古今中外的讽刺喜剧所偏爱的角儿。假如范美忠就此打住，他是不会成为“新闻”的。然而，范由媒体追捧而名声鹊起，得力于他逃生之后宣扬的“先跑学说”。范认为，灾难来了，人应当自顾自，“其他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他认为谭千秋老师为保护学生而牺牲，算不上美德。他声称要挑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要批判儒家哲学，因为儒家哲学制造了伪君子、伪圣人，而他实话实说，是“诚实”的，不怕丑。否认舍己为人是美德，否认极端自私自利是丑行，范跑跑的自我辩白首先需要完成对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颠覆。

无独有偶。中国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改革棋手茅于轼也宣扬说：“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听起来是道德高尚的，其实是欺骗性的。”范、茅等人的言论在时下的中国社会居然不乏唱和，诸如“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个人的生命高于公德”、“国家、道德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这些人物及其言论在事关救助他人，事关为人、为国、为公上，无不展示出怯懦和冷漠，但在主张自私、利己、为我，在挑战中国社会道德、中华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上则都血脉贲张，勇气十足，一副“斗士”摸样。这出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中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三十年下来，“资本主义的草”已经培育成丛林，而“社会主义的苗”已经转基因嫁接到资本主义藤上。在经济领域，本土资本携手西方资本攻城掠地，羽翼日益丰满；在政治领域，资本及其附庸积极谋求与其经济力量相当的政治权利，呼吁政改以利参政甚而当政的声浪日益高涨。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嘶喊着登上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魔鬼自然出笼。

二、三次文化颠覆浪潮

近百年间，中国社会风潮迭起，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的全面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一次是五四，一次是文革。五四运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参照物，全面批判与否定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建政后，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持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在文革中臻于极致。

批判与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始于毛之后的“改革开放”，盛于“接轨”，参照物依旧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包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范、茅们虽在拾人牙慧，但打着“人权” 、“自由” 、“民主”的西式招牌，肆无忌惮地公然鼓吹、标榜、叫卖极端利己主义以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和儒家文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产物。这些，应属于全方位批判和否定中国既往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的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不过，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所引领的方向同五四与文革截然不同。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大潮，旨在摧毁蕴藏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中任何抗拒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免疫机制。它本能地无可置辩地确认中国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同西方资本主义无法兼容，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它立意颠覆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体系，矛头指向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生死观、人生观，旨在切割当代中国人同中华民族的精神联系，从而摧毁既存的中华民族精神。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截至满清王朝崩溃，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为中国人提供行为规范，为中国社会提供伦理道德规范，主导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经由一代代士大夫阶层和文化阶层的倡导、践行，经由王权推助，散播输灌到民间，又为一代代民众所践行。一代代的中国人反过来又以其道德实践身体力行地诠释了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古往今来，一代代的中国人是何德性、何种形象、如何立身处世、如何作为？需要首先解说什么是儒家文化，尽管也需要解说道家、法家、释家等。因此，对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褒贬评价，直接涉及对两千五百年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褒贬评价，也涉及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定位。

那么，儒家文化为中国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塑造出了什么类型的中国人？儒家文化与经受儒家教化的一代代中国人的人生实践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何在？什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儒家文化精神

古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周公即“制礼作乐”，主张“敬德保民”，以礼治天下；之后，孔子曰“仁”，孟子曰“义”，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纲常”，宋代程、朱倡导“理学”。这些学说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规范。

儒家学说强调人自身的品格修炼，主张自修、自律、自省甚而自我牺牲以践行“仁义礼智” 、“礼义廉耻”等社会道德准则。就社会价值观说，儒家主张“先义后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生死观说，主张“舍生取义”。砥砺修炼个人的品行操守，旨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达到了“必也圣乎”的理想境界，也是个体修齐治平的至高境界。人由关爱他人、关爱众人而融于家国天下，融于他所生活的社会，融入“青史”。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走出了一代代贤哲，一代代志士仁人。上古，屈原秉持强国济民的社会政治理想，以死殉国；汉代，苏武出使匈奴，遭羁押十九年，宁死而不“屈节辱命”；宋代范仲淹为官一方，追求实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宋末元初，文天祥抵御异族入侵以死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代林则徐禁毒而遭流放，矢志不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人为国为民，舍生忘死，舍生取义，言行一致，堂堂正正，求仁而得仁，正气浩然。这就是儒家文化陶冶的仁人君子，中华民族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数千年巍巍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精神长城。

无庸置疑，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也引导和影响着中国普通民众的人格追求和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同时，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古代中国民众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也滋养了影响了儒家文化精神。远在孔子出现一千五百多年前，远古传颂，大禹在外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公而忘私，受到中国老百姓的祭祀、崇敬，历四千年而不衰，至今中国不少地方仍有香火不绝的禹王庙，民众用以追念这位华夏先祖。中古传说，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精忠报国”。民族忧患之际，一位普通人家的母亲对儿子的刻骨铭心的叮嘱是：“国家事大，个人家庭事小，全心全意报国。”这，就是中国古代民众的生死观、人生观、价值观。个人、家、国，一脉相联，但个人家国的关系在中国民间四千年来的传说中，受到崇尚的是“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和品格的人受到中国民众世世代代的崇敬与拥戴。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公而忘私的牺牲奉献精神和整个社会对这精神的崇敬，五千年来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社会道德传统，成为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所拥有的深厚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历史来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

质而言之，中国上下，数千年传承，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核心精神始终指向：一、崇高的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二、为国为民的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三、崇尚精神道德追求的公益性和现世性，即对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融入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并以之为终极追求。

在古代小农经济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儒家文化的这种精神同墨家“举公义，辟私怨” 、法家“无私”“背私” 、道家“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学说主张相互支持，相辅相成，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以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和高尚的道德内涵，使得中华民族精神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

四、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精神联结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危机重重，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相继发生。儒家文化被认为禁锢思想，扼杀性灵，维护落后的封建制度致使中国落后挨打，因而受到了全方位的批判和否定。为求变法维新救国救民，谭嗣同舍生赴死，认为舍生取义，“死得其所”。作为影响了五四文化思潮的作家，鲁迅斥孔孟之道为“吃人礼教”，无情批判儒家文化和专制势力。他坚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怒向刀丛觅小诗”，“我以我血荐轩辕”。无情批判儒家文化的谭、鲁一代志士仁人所展现的人格追求和人生道德实践是：公而忘私，舍生取义，以身许国。耐人寻味的是，这正体现了儒家情怀，同儒家文化精神一脉相通，同数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通。

五四文化运动颠覆了儒家文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则进一步颠覆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同公有制经济形态相适应，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道德准则。毛泽东时代提倡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学习和培养“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提倡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死得就比泰山还重，反之就比鸿毛还轻。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小我融入大我，个人融入集体。“毫不利己”，个人的人格追求和人生实践就升华为高尚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专门利人”，个人的精神和道德追求就指向利他性的社会价值追求，即造福他人，造福人民。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洋溢着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和昂扬的理想主义光辉。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毛泽东时代文化鼓励人在极端菲薄的物质条件下克服一己之私，培养和发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努力建设一个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繁荣昌盛的新型社会。一个民族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时代文化激励中国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建设中国，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短短二十七年，在经历了上百年内忧外患的社会废墟上，毛泽东时代文化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营造了以大公无私为荣自私自利为耻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环境，培养和造就了无数为国为民富于牺牲奉献精神的人，造就了以雷锋、王杰等为代表的解放军战士，以焦裕禄以及唐山地震时坚持最后一个撤出矿井的贾邦友等为代表的干部，以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大庆人为代表的工人，以大寨人为代表的农民。

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被认为服务于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级制度，毛泽东时代文化则把有史以来的私有制社会制度颠倒过来，确立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同时也将儒家文化精神从小农经济私有制的社会条件的局限下解放出来，将“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中华民族精神奠基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使中华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弘扬。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看去泾渭分明而且曾经你死我活剧烈冲突的两种文化，实质上有着相通的精神，即崇尚精神道德追求，崇尚利国利民的社会价值追求，倡导人的精神道德追求融入集体性的社会价值追求之中。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而后者更有待于实事求是的认识和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时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历史的精神联结。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是毛泽东时代文化的内在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基础。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三十年来的非毛化，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已经在中华文化中扮演着文化基因的角色，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同美国新奥尔良飓风灾害时的美国公民社会相对照，中国四川汶川震灾时，千千万万中国人所展现出的舍己为人、乐于助人、为国为民、公而忘私的精神，体现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儒家文化精神，是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五、儒家文化制造了伪君子？

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阶级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及伦理道德准则得到提倡和推广，指示着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受到社会认可、接受和追随。社会伦理道德准则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具有同一性和约束性，否则便失去公信力和可行性。人们在践行社会道德准则上的表现大略可分为：积极践行者、追随者、阳奉阴违者和反对者，通常又被称为仁人君子、伪君子和小人。积极践行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推崇，认可、追随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肯定，伪君子受到嘲讽，小人受到谴责。

历史上的无数仁人志士与毛泽东时代无数模范英雄人物是倡导和实践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表率，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民族优秀人物的社会道德实践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引导人们“见贤思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

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实践具有强大的社会道义力量，对任何逾越道德界限的企图、做法都产生压力和威慑力，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亡”。在社会道义力量足够强大，任何挑战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的做法都将付出充分代价的情况下，认同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却又回避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义务，伪君子就出现了。伪君子是邪不压正的社会产物。伪君子的道德实践的特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毛泽东时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检讨，“永不翻案”，但后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永不翻案”成了伪君子的烙印。

伪君子也并非只是中国有。基督教宗教文化在欧洲国家占据文化统治地位达一两千年之久，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然而，倡导基督教教义的罗马天主教会从教皇到主教到神父纵欲犯罪，包括性侵犯男童、修女和已婚妇女，不绝于史书。即便在十世纪，基督教推行极端禁欲主义、宗教统治极端专制而被欧洲史学家称为“黑暗世纪的午夜”，教皇瑟各斯三世（Sergius III 904 - 911）养着情妇玛茹莎；玛茹莎的孙子后来成为教皇约翰十二世 （John XII 955 - 963），“几乎无恶不作，性侵犯处女、寡妇，同其父的情妇姘居，使得教廷成了妓院。”1

罗马天主教会的性丑闻延续千年直到今天。2002-2003 年期间，美国、法国、波兰、爱尔兰等国的天主教神父的性丑闻象瘟疫一样遍布欧美社会。受天主教主教会议的委托而采写的《约翰?杰伊报告》（John Jay Report）披露，1950-2002期间，4392位美国天主教神父涉及性丑闻、性侵犯；美国天主教会先后为各教区神父的性侵犯案所付赔偿高达20亿美元。在爱尔兰，天主教神父史密斯（Father Brendan Smyth）1945-1989期间曾强奸或性侵犯数百男童。宗教伪君子，作为欧洲基督教社会特有的现象，早已成为欧洲文学作品反复描述的对象。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莫里哀的讽刺喜剧《伪君子》中的神职人员答尔丢夫，比任何其他种类的伪君子更具知名度。数不清的神父成了伪君子，是基督教制造了伪君子，还是神父们不守信仰？还是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教会与神父都是伪君子？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西方的宗教领域，也出现在西方政治领域，1776年美国资产阶级的《独立宣言》布告天下说：“人人生而平等， 具有造物主所赋予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但与此同时，以及此后上百年，美国人大肆屠杀印地安人，贩卖黑人。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直到1948年禁止华人移美，禁止华人赴美与家人团聚。美国社会迄今仍存在着种族主义。美国人是伪君子还是美国“人权“虚伪？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称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此后从未停止对亚非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战争与殖民扩张，包括毫不迟疑地参与1840-1860年间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法国资产阶级是伪君子，是真小人，还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团伙？

在西方经济领域，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之际，向世界声言要清除世行的“腐败”，但接着就被曝光利用职权为其女友违规加薪，现了原形，原来也是伪君子。

在西方新闻领域，西方媒体最近就中国西藏地区z独暴乱蓄意炮制假新闻，攻击中国，被一一曝光，戳穿了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真实” 、“客观公正”的西洋镜。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是一伙伪君子。在当前国际社会道德环境下，伪君子也是邪不压正的产物。

儒家文化倡导“仁义” 、“道德” ，被认为制造了一批“伪君子”；毛泽东时代文化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认为“愚蠢” 、“欺骗”。美国社会强调法治，被认为是法制最完备的社会，但美国也是世界上几个工业发达国家中杀人犯罪率最高的国家。是诸如此类的美国人没有遵守法律，还是美国的法律制造了犯罪？

道德无法使人人有德，正象法律不能让人人守法，哪怕是“一夜美国人”所鼓吹的美国法。然而，人类社会需要为公为人的道德精神追求，正象需要公正的法律。没有为公为人的道德精神追求的社会，只能将人们再次送回丛林世界，而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则是丛林世界的行为准则。

六、“诚实的”小人

伪君子变成“诚实的”小人，同社会道德环境发生变化有关。小人敢于亮相挂牌作为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的旗帜鲜明、立场鲜明的反对者，而又无须顾忌或者无须承担逾越社会道德界限的风险，那多半意味着“千夫所指”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有了缺口，原有的社会道义力量已经衰落不足以对反对者构成道义威慑，或者既存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开始翻转或者倾复。在这个意义上说，“诚实的”小人是正不压邪的社会产物。

“诚实的”小人，或者反对者，同依然认同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的其他社会成员已不再处于同一社会，而是自外于“这一”社会，成为“社会异己份子”。真小人不再认同“我们”，而是宣称“你有你们的准则，我有我们的准则”。真小人拒绝使用其他所有社会成员仍在继续使用的社会道德准则，而用另外一套准则武装自己以批评或攻击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例如，用“美国制造” 、“欧洲制造”攻击“中国制造”。同一社会于是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评价标准，社会道德和规范的同一性遭到破坏。人可以各行其是，社会由此分裂，斗争交锋也由此开始。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认为“先公后私”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美德，而范、茅们则认为“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 、连爹妈也不顾的极端利己主义是“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再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认为“精忠报国” 、为国为民、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是美德，而范、茅们或“一夜美国人” 却“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在他们眼里，爱美国才是德，“上帝保佑”他们的美国；中国人爱国有罪，是“爱国贼”，需要他们的上帝及其仆从们 “救赎中国”。颠倒黑白，因为颠倒了立场；出卖自我之后，再出卖祖国。一个爹娘不认、 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认的人，做梦都想成为美国人的人，是不会同中国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的，是不会认同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怎么能够期望这类人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既然没有共同的立场、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道德准则，也就没有共同认可的道理，无理可喻。“缺德”与“无耻”对范美忠们已经不再构成道德压力，因为他们所攻击的正是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道德准则，使用的是“他们的美国准则”，诸如， “人权” 、“自由” 、“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等。所以范美忠不怕丑，放言“即使有人如岳不群一般地道德完美大义凛然也吓不倒我”；所以，中国的“自由派”们或“一夜美国人”们为跪下的秦桧申请站起来的“人权”，为日寇侵华及其南京大屠杀开脱罪责，为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中国叫好，质疑非难中国抗美援朝；所以，《河殇》们奉洋枪洋炮的西方文明为神明，贬抑和否定中华文明。

对中国一切既往文化包括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人的丑化、批判和否定，对中国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丑化、批判和否定，是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正在展开的“伟业”。西方文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挑战，目前正处于上行波段。茅、范等所鼓吹的西方极端利己主义社会思潮同中国亿万民众所秉持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交锋， 印证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对立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这一事实，也印证了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行为混乱的社会现状。

“范跑跑现象”，浮上表面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同儒家文化精神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精神的交锋；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看，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华文明精神的博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极端资本主义化倾向。

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过去三十年，邓主导下推行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被促死而全面瓦解，私有经济经百般培育而疯长如日中天。史无前例的化公为私的改革及其所指引的路向，收买、腐蚀、败坏了共产党的执政队伍。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前腐后继，也终将葬送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资格。前苏联一夜之间坍塌，殷鉴不远。伴随着这一切而展开的对毛泽东时代文化的清算、丑化和否定，极端利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奴颜婢膝的卖国媚外论调充斥了中国的舆论舞台。

邓主导的声称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改革，诸如教育私有化、医疗私有化、住房私有化、矿山资源开采私有化等，比当代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资本主义化。相比加拿大，加拿大的学校，除去为数很少的私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公立，所有适龄青少年享有高中程度的免费教育；各省拥有各自的免费医疗制度；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消费加以必要的调剂，以维持基本的社会公正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这些被认为是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受到大多数加拿大人的欢迎。

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改革可以同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美国的医疗制度媲美，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人生老病死是“自顾自”。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负责任的”政府和政客们宁肯让穷人、普通人象富人一样去为自己的生老病死“负责”。美国的工薪族络绎不绝的到加拿大就药又被指控为违反医疗“法规”。“损有余而益不足”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原则的。千百万无法“自顾自”的美国人多少年来都在呼吁美国政府和政客们关注“医疗保险问题”。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2008年竞选许愿之一就是改革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往“互助组”和“合作社”方向改。这也正好同中国的医疗改革的方向相反。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在美国社会都不得不披着面纱示人，但在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可以光光鲜鲜招摇过市。

中国社会浮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写照。暴发的资本大亨、贪官污吏声色犬马，为富不仁；下岗工人、打工仔辗转沟壑，自求多福。中国地产资本家王石的赈灾言论同美国资本家贝尔?盖茨的退休演说两相对照，明显见出中国新生代资本家青胜于蓝的“真小人”本相，理性冷血、自私无耻；而贝尔?盖茨呼吁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兼爱” 、“双赢”，充其量只能算个伪君子。损公肥私、为富不仁、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本来是王石、王益们巧取豪夺发家致富的准则。正是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王石、王益们的社会道德实践营造了中国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状。范美忠作为升斗小民本是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实的受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开口张扬的却是王石、王益们的话语。实质上，范氏的嘶喊所传递的，实在是一个升斗小民对中国极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现实的认知、接受、无奈和激愤的抗议。

中国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中国社会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逐利，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同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毛泽东时代文化所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价值观、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相对立的，是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儒家文化精神及其道德准则相对立的；是同数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相对立的。因此，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儒家文化、毛泽东时代文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

这也解释了当代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荒诞的文化现象。自改革开放同“国际接轨”以来，被中国网民们称为“美国鹦鵡”的中国“自由派”人士以及海外的各色黄白人物扮演了颠覆中国文化的杀手角色。他们一面别有用心、别出心裁地“戏说”编派中国历史，“戏说”编派中华民族英雄和民族人物；一面肉麻地开口西方、闭嘴洋人。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老百姓崇敬的人物，从大禹到岳飞到毛泽东，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他们的“质疑” 、丑化、攻击和否定；历史上为中华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人，从李白到李清照，无一例外地受到他们的恶意“关照” 、调侃、丑化、抹黑。他们极力丑化和否定儒家文化和儒家社会，极力丑化和否定毛泽东时代文化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很不幸，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半是由儒家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构成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文化大半是由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构成的。否定了这些，剩下了什么？剩下了一副灵魂缺失的躯壳。这些“自由人士”说，中国文化都是垃圾，有史以来的中国人都丑陋。他们眼里盯的、嘴上喊的都是洋大人。这是一伙丧失了文化家园的丧家犬，转身投靠跟随洋人，成了断了脊梁骨的乏走狗。因此，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预示的是西式文化殖民地和精神洋奴的未来。

八、灵魂缺失的中国走向何方？

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是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渐进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而日益深入的文化颠覆过程。选择和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拒绝接受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似乎是天方夜谭。成千上万的执政党及政府的大小官员不怕掉头前腐后继，地产大亨与升斗小民一起呼唤极端利己主义等，在在表明了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的成效。然而，中国民众及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中的行为却也昭示，中华民族精神仍在。因此，包括极端利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同中华民族精神的冲突、交锋和博弈也势所难免。

一百年来，频频发生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浪潮，都是在西方势力的强力夹击下诱发的，都影响了或试图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同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博弈，不仅仅是一种道德选择，实质上也是选择一种人际关系模式，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如果认为这可以是一种自主选择，那无疑是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学说，无疑是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水银泻地般的渗透腐蚀力量。如果认为极端利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同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区别表明，人们的自主选择是可以影响社会面貌的。

然而，不加批判地回复儒家文化是不可取的。儒家文化中菁华与糟粕并存，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互见。明清之际对儒家文化极度推崇予以道学化导致五四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剧烈摇摆。淘汰儒家文化中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坚持弘扬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实践对此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批判和否定儒家文化中的封建等级观念等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倡导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实质上坚持和弘扬了儒家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但在社会舆论导向和道德实践中 “斗私批修，灵魂出窍”，把思想认识问题和道德教育问题政治化，同儒学道学化一样，在同一方向上趋于极端。个人利益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依然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索和追求的理想。

在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儒家文化已经遭遇过洋枪洋炮下“秀才遇见兵“的经历，有过落后挨打以身饲虎的经历。中国直到有了毛泽东的旗帜，才有了胜利的进步的旗帜。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已经而且仍然在受到攻击和否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诱导和围剿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坚持和弘扬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听来也将是天方夜谭。

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提示当代中国人所思考的道德准则问题是：你是谁？你希望是谁？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提示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是资本主义改造中国和中国文化？还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改造资本主义？还是中国将重新发现社会主义？

中国贵州近日发生的瓮安事件警示中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那

　还剩下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