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他们在汉代名气最大。
　
　　（一）曹沫。
　　春秋早期鲁国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书对他的名字有许多不同写法，其中一种是曹刿。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个人。

在《左传》中见过此人，名作曹刿。他在长勺之战，为鲁庄公出谋划策，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战术，出人意外地打败了齐桓公，因而备受毛泽东的称赞。此人出身卑贱，但足智多谋。他为鲁庄公献计献策。有位老乡说，这是人家贵族的事，与你何干，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结果证明，他确实很厉害。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举例很多，其中就有他。这是一种记载。另一种记载，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笔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任为将。鲁与齐战，三战皆北，被迫在柯地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庄严的仪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顶住齐桓公，逼他退还鲁国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胁下，桓公被迫答应。一经承诺，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脸不变色心不跳，说话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些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贵族，而是卑贱者中的聪明人，他不会像贵族那么死心眼（如相信“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卑贱者爱使用非常手段，即贵族不耻的糙招，特别是在实力悬殊、强弱不敌的战争中。第二，曹沫参加的战争，正是这样的战争，齐国非常强大，鲁国非常弱小，他以奇谋侥幸打败齐桓公，但三战皆北，不能扭转战局，万般无奈，才铤而走险。他的成功是靠两点，一是齐桓公地位高，名气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说话非同小可，不便在庄严的会盟仪式上出尔反尔，管仲劝他不可背约。这两条都是抓住了贵族的弱点。当然，在其他古书中，还有汉画像石中，这次劫持，参加者还有鲁庄公。逼急眼了，鲁庄公也放得下架子。

　　现在，在上博楚简中，我们发现了曹沫的兵法，名叫《曹沫之陈》。它的出土有一个意义，就是证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动和兵法有不解之缘，两者不一定是对立的东西。

　　（二）专诸。
　　年代比曹沫晚，为春秋晚期人，事见《刺客列传》，乃吴国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个重诺轻死的亡命徒，类似侠客。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善遇专诸，答应死后为他赡养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确，就是派他搞刺杀。刺杀是为了政变。其结果，必然是一死。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实是劫持，不是刺杀，严格讲，是属于下面要谈的另一类。劫持，是以被劫持者为人质，提出各种要求（如赎金），杀人并不是最终目的（虽然其结果，常常和刺杀一样，人质还是死于非命）。

　　专诸和曹沫，共同点是不要命，勇敢。孙子讲御兵之法，说吴、越世仇，同舟共济，也会齐心协力，关键是死无退路。人心都是肉长的，勇是逼出来的。当兵的也是人，没有多余的命，令发之日，泪流满面，效死拼命靠什么？曰“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孙子兵法·九地》），“诸”就是专诸，“刿”就是曹刿（即曹沫）。他们是春秋时期最有名的两个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三）要离。
　　也是吴王阖闾的刺客。吴王派他刺杀另一个吴公子，名叫庆忌。要离是个枯黄干瘦风吹都要倒的弱者，庆忌是个武艺非凡膂力过人的壮汉。要离断臂刺庆忌，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刺客列传》不载），也是惊天动地。这事在战国时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绝秦王的无礼要求。秦王威胁说，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之怒”吗？“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反问说，那大王听说过“布衣之怒”吗？“布衣之怒”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当时，他举了三个刺客，一个是专诸，一个是要离，一个是聂政，其中就有要离。说罢“挺剑而起”。结果是“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战国策·魏四》）。

　　（四）豫让。
　　战国早期晋国的刺客。《刺客列传》说，此人受智伯大恩，非常忠诚，是个讲义气的亡命徒。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骨以为饮器（学者考证，这是草原地区的习俗），他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为此，不惜残身毁容，隐姓埋名。先装受过刑的残废，给厕所刷墙。后装麻风病人，把自己弄成哑巴。两次刺杀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诚，解衣令之刺，让他撒气，然后伏剑自杀。这是快意恩仇的个人行为（和《游侠列传》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导演，也许够不上“主义”。但刺杀和劫持，从法律角度讲，是最低级的犯罪形式，它们和称为“主义”的活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

　　（五）聂政。
　　战国中期韩国的刺客。聂政刺韩累（韩国的相邦），见《刺客列传》，亦属快意恩仇。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后还有烈女，即聂政的姐姐，名叫聂荣（也作“聂嫈”）。弟弟死了，无人收尸，姐姐发现，终举其名，最后哭死在尸体旁边。郭沫若写过一个剧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颂聂政和他姐姐。

　　（六）荆轲。
　　战国末年燕国的刺客，其先乃齐人。此人亦见于《刺客列传》。这是距司马迁最近，他亲自做过调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请教），着墨最多，记述最详，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故事比较复杂，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不必多谈。有趣的是，最近陈凯歌拍了《刺秦》，正是讲荆轲刺秦王。电影主题很前卫，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杀人盈野，太残酷，荆轲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祖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想去除掉这个暴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乃千古绝唱的慷慨悲歌。但他这么干，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人会提傻问题。

　　春秋战国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养士之风盛于一时，故刺客特别多。秦代法制严苛，此类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之，全部属于奸人歹徒之列。其流风余韵，反而见重于汉代。因为秦政既败，原来的歹徒都成了英雄。比如上面的六大刺客，就经常出现于汉画像石。当时人对刺客是抱欣赏态度，非但不以成败论英雄，还充满怜惜之情。大众有大众的逻辑，法制拗不过文学。司马迁也说，他们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更何况汉初功臣，位同宰辅的张良，本来就是在逃的刺客。博浪一击，天地震动，暴秦垮台，顿成英雄。当官的都如此，老百姓还忌讳什么。这是那时的风气。

　　中国的刺客史，这里不能详谈。汉代以后，可歌可泣的事似乎不多。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新一轮的刺杀高潮，其时，正值无政府主义暗杀风靡全球，热血青年，奉为时髦。“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我国留学生和革命党纷纷投身洪流（如徐锡麟、秋瑾和汪精卫）。现在的说法，是叫“和国际接轨”。

　　鲁迅说，中国也有“脊梁”，他说的“脊梁”，后面的影子就是刺客（徐锡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乡），或如聂盖，属于抚哭叛亡的人。他的小说《铸剑》也是歌颂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