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要从色、味、形等方面辨别茶的真伪，重条紧、色顺、纹直、沉重、味佳、外乌油色，内朱干色，必是安化正路茶”。

其三，注重茶叶质量，申明“勿惜价，贪便宜，岂有好货。”

2.在茶叶的加工环节

近年在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发现了19世纪30年代由广州画家庭呱所绘制的线描作品，其中有18幅是当时制作茶叶的绘画，依次为：筛茶、踩茶、搓茶、晒茶、猴子采茶、斩茶、渡茶、装茶、春茶、拣茶、试茶、托茶、分茶、整茶饼、号茶铺、装茶、炒茶、洒水。（赵大川《二百年前清代制茶图》、《中国茶叶》2003年第2期），尽管上述制茶过程似有颠倒，但当时手工制茶工艺之繁、耗费之多，可见一斑。晋帮茶商在安化开办茶场（为手工工场），并雇用当地人进行连续性生产，从毛茶到产出成品，一般要经过踹、拣、焙、筛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茶叶出号前，还要对成茶进行包装，洋箱茶用锡罐或铅桶，外裱以板箱，平均每箱可装25～35.5千克不等，口庄茶由篓袋盛贮“带蔑包箱”。祁县茶商在安化设场制茶，场中以茶工人数量多，有栋工、筛工、踹工等之别，且工钱不等，“黑茶每帮踹手八名，掌冲打吊二人，踹手每工钱一百六十六文，打吊每工钱一百文。帮踹人八名，每人踹六十文……（筛工）每日大钱一百二十六文；有一百四十六文者，不一。”

3.在茶叶运输环节

据《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手抄本中，详细记载了祁县茶商赴安化办茶，祁至安水陆路程：

“从祁县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共行7日，陆路计580里；从泽州行至赊旗镇（今河南社旗）共行11日，陆路计775里；从赊旗镇走水路到樊（今湖北襄樊）计水路345里；再从樊至汉口，水路计1215里；从汉江至益阳，计水路840里；从益阳至边江（安化境内）计水路255里；或不走汉口而由樊至常德，由常德再至益阳，计水陆路340里，再由益阳至边江抵安化境。以上陆路行程总计1355里，水路近3000里，若再从安化办茶后返回，经山西至张家口，再由张家口运至恰克图，往返行程万余里。”

在没有火车、汽车运输之前，从安化至山西的运输方式是以船舱马背为主走茶马古道；从张家口至恰克图等西北地区则走骆驼古道。

在山西有“晋商万里茶路源起安化”之说，有史记载千真万确。晋帮茶商业跨域之广，行程之长，可见一斑。

晋帮茶商经营茶叶，主要是运至恰克图与俄商贸易。

据史籍记载：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了著名的“恰克图条约”，使恰克图的中方一侧，建成了一个大商贸城，使北部边陲有了一个向外开放的口岸，史称“我国对外贸易的‘陆上码头’”。这样，为当时雄居在张家口的大德诚、大德兴、大德丰、大德懋等晋商提供了商机。

晋商从安化办茶返回到祁县后，北上太原、大同至河北张家口、至归化；再到库伦、恰克图，又是行程约3500公里。在这茫茫的“万里茶路”上，有人肩挑、小车推、船载、马驮、马车拉，最终融入漫漫的骆驼路上。在驼运中，晋茶商摸索了成功的运作方式：将80匹骆驼为1帮，5骆驼为1行，共16行，1人管1行，1帮18人，由1帮首带队，1蒙人向导。他们踏戈壁，越沙漠，还要防俄蒙一带猖獗的马匪抢劫。在这万里茶路的征途上，洒满了晋茶商人艰辛的血泪，引出过无数个如怨如诉的传奇故事，换过了一代又一代的挑夫、船夫、马帮、驼帮，凭着这些茶叶的源源而至，保证了恰克图边贸近200年的繁华。据记载：当时茶叶为恰克图最大的买卖，占到对俄商品输出的94%。

晋帮茶商在安化采办茶叶经加工精制后销往各地，据《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载：“祁县茶商运茶须经过赊旗镇，当时赊为陆路转运码头，‘百货皆聚’，为确保按期到货，便与当地运商建立了‘回票’制度，（光绪二十三年）合行会议发货日期新定章程：郭、记……汝州、禹州马车脚价付九次一，以十天为期限，二十天见票，误期每车罚银八两；会镇马车限发十六天送到，三十天见票，误期每车罚银八两；汝州、禹州牛车每辆欠银三钱，限十二天送到，误期每车罚银二千。”这些运输方式较随行随雇，安全方便，且有保障，因而极大地促进了陆路运输。

4.在晋帮茶商的销售环节

晋帮茶商在经营茶叶的各环节都投入了大量资金，主要包括采购成本、运输费用、货物保管费用、途中货物损失费用等等，即“一分贸易，四倍资本”，这些大量先期投入和经营利润的实现都需要在茶叶销售这一阶段实现，因而销售环节尤为重要。

晋帮茶商经营茶叶贸易的“四个环节”，从采购原料到加工包装，再到运输直至最终销售，实现了一体化经营方式。加上环节既相互独立，又密切相关，四者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构成了茶叶贸易活动的整体。

具有悠久产茶历史的安化，茶业兴盛于明清，后至民国日渐衰落。晋茶商来安化制茶、销茶，带动了安化茶叶经济和茶文化的发展。

安化茶业发展，晋商业茶赢利。后随着茶叶贸易的衰落，外部环境的不利，晋茶商与安化茶一同趋于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