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会的兴盛是文人饮茶活动开始发达的一个明显标志。茶会，一般是由僧人约集文人到寺院中（也有在文士家约集僧人等）“品茶”，并藉此为由清谈、赋诗，即钱起所说的“玄谈兼藻思”（《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可见茶会是一种品茶会兼赋诗会的雅集形式，皎然、陆羽等组织的大型茶会——杼山茶会，实际上也是大型诗会。茶会于是成为文人雅集的一种常见形式，延续至清代而不绝。中唐时兴起的诗社，一般被称为“诗酒社”，其实诗人社集时的饮料既有酒也有茶。中唐以后文人即使不约集正式的茶会，也好与僧人品茗赋诗，以为清雅，如杜荀鹤的“满添茶鼎候吟僧”（《春日山中对雪有作》）、李中的“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赠上都先邺大师》）等。中唐以后，文人的禅悦崇尚与僧人的诗悦崇尚，在共同生活习尚——品茗中寻到了交接点，诗客、僧家以茶为轴心，构成了三位一体，相传元稹所作的《茶》（一字至七字诗）中即有“茶?慕诗客，爱僧家”的精当概括。茶禅一味，禅诗一味（“诗是文字禅”），诗茶一味，于是茶、禅、诗也形成了三位一体。文人饮茶风尚的养成是从寺院开始的，饮茶活动与文学创作形成直接关系也是从寺院开始的，寺院这种特定的环境背景，使文人的诗歌创作染上了茶气和僧气。

随着文人饮茶风尚的继续发展，逐渐从禅寺茶文化的依附中离析出来并形成具独立品格与内涵的文人茶文化模式。茶与诗的关系也更加紧密而深广。寄茶与人，一般都是茶囊诗筒同寄；而收到友人惠茶，也须以诗酬谢；向人乞茶、索茶，亦须投之以诗，“不将钱买将诗乞”（姚合《乞茶》）、“月团不许无诗得”（王十朋《合同僚于郡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塘春》）；品茶，“赖有诗情合得尝”（薛能《谢刘相寄天柱茶》），品茶时，“若使无诗味亦枯”（沈周《月夕汲虎丘第三泉煮茶坐松下清啜》），诗味、茶味互相参证。茶兴可以助引诗兴：“茶兴留诗客”（薛能《新雪八韵》），明人朱权《茶谱》曰：“茶之为物，助诗兴而云山顿色。” 饮茶与赋诗形成了联体状态：“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白居易《咏意》）、“闲吟茗花熟”（权德舆《与沈十九拾遗同游栖霞寺上方于亮上人院会宿二首》其一）、“诗笔间茶瓯”（王禹??《月波楼咏怀》），茶与诗构成了诗酒之外又一种特定的创作形态。茶的特质、特性、特点进一步渗透到诗中，对诗体、诗材、构思、句法、诗味、意境等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使诗歌呈现出与盛唐以前不同的风貌，“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赵翼《论诗》）。茶风与诗风，都是特定的社会时代精神的产物，两者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通过茶来研究诗，也便有了理论上的可行性。

下面拟从“新”、“清”等方面对文人饮茶与诗歌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新

茶尚新，新是茶的生命。凡茶人都追求新?刘禹锡《为武中丞谢新茶表》与《再谢新茶表》即道茶“以新为贵”，白居易亦云“蜀茶寄到但惊新”（《萧员外寄新蜀茶》），《东坡志林》也称“茶欲新”。新，在中唐是一种具时代共同性的趋尚，不仅是茶的崇尚，也是社会心理、社会追求的折射。安史之乱以后，整个社会处在大调整大转型时期，传统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生活风尚及审美观念被厌弃而失去约束力，人们热切地向往、渴望、追求全新的感受。“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听唱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