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要指出,如吕岩《大云寺茶诗》描写的:“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我国寺庙不只极重茶叶、需要茶叶,而且也是生产茶叶、研究茶叶和宣传茶叶的一个中心。也以唐代的情况来说,如所周知,茶圣陆羽就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其对茶的最初了解和兴趣,也即从寺庙中获得。和《茶经》差不多同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我国茶业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的《茶歌》,则是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所作。此外,皎然除有大量茶诗传世外,还曾专门撰写过《茶诀》一篇,对茶的功能和煮饮艺术,也颇有研究。再如唐代的贡茶院或贡焙,即每年专事督造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贡茶的处所(无疑也是当时我国制茶或茶叶生产技术的中心),其地点就设在顾渚“上吉祥院”内。上吉祥院,南朝陈时原建于武康,贞元时为把贡焙附在一个大的寺庙,特把吉祥寺从武康迁建顾渚。
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和宣传茶叶。因为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田产,寺僧特别是那些大和尚,不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书作诗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旧时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如唐朝李肇《国史补》中提到一些名茶,如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雍?含膏、洪州西山白露、蕲州蕲门团黄等等,其真品就都出之寺庙或寺僧。再如北宋时苏州西山水月庵的“水月茶”、杭州于潜“天目山茶”、宣州宁国“鸦山茶”、扬州“蜀冈茶”、会稽“日注”、洪州“双井白芽”等等,或贡或献,也都是僧道创制和宣传出来的珍品。以近代安徽产的一些名茶为例,如“黄山毛峰”,主产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一带;“六安瓜片”,以产于齐云山水井庵处为佳;“霍山黄芽”,产于大阳乡长岭庵;休宁松萝茶,是明时僧人大方首创,等等。所有这些,无不表明,由于佛教自身对茶的需要,在佛教借重和吸收茶叶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乃至世界茶业的发展。
普洱茶,来自世界茶源,乃茶中最原始、自然者,是古法制茶、古茶文化在云南的延续,秘境云南绝无仅有的古树茶园,让现代人喝到唐代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