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大茶商，除经营茶号外，多附带经营其它生意，开设油坊、杂货店、苏广店等，如谢步梯在塔坊就开有油坊和“馀记”糕饼店。茶商在收茶农毛茶时，往往欠些尾款不付现金，而以自行印制的“代价券”相抵。这些“代价券”只能刭茶号指定的店铺里购买东西，茶商们因此又可赚上一笔，其做生意之精，由此可见一斑。据说当年一些大茶号的代价券，流行市面，颇为畅通。数目很大，县政府曾屡禁而不止，遂放任自流，尤以西乡历口一带最为常见。

做茶叶生意，生产成本较高，少者也需千元，多者要万余乃至数万元，因此筹集资金是一大难题。当年祁门茶号中，除洪季陶之“吉善长”、谢步梯之“联大”、陈翊周之“恒信吕”等不多的几家外，大多资本短少。许多茶号是临时集股而成，茶商们除了要拿出家中积攒下的钱款外，一般还自行印发“债券”，其面值大的不过１０元，小的仅１元，票面上写明兑现期限、利息等内容，广泛筹集资金。就这样，自筹资本仅占三分之一而已，只够制茶杂费支出。其余大宗资金均仰赖于茶栈贷借，俗称“茶银”。早期祁红出口，多运武汉，汉口的“同春荣”茶栈是最早到祁放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红茶出口转至上海，来祁放贷的多为上海茶栈。因祁红外运必经九江，因此沪上茶栈多在九江设有分栈，负责祁茶放贷事宜。其中主要有洪源永等７家。

清代，茶栈发放贷款以箱数为基准，每箱贷银５两左右，多不超过１０两，且须待箱茶起运时方可给付。民国以后，上海茶栈向沪上钱庄借贷月息仅８厘多，到祁门放贷则高达１分５厘以上。此外，尚可得栈佣金２％左右，利润可谓丰厚异常。祁红出售价款，经过茶栈七扣八扣，茶商实得不过８折。据有关史料记载，１９３２年，上海驻祁茶栈洪源永等几家，共向祁门１４９家茶号发放贷款高达２２０多万元，此后每年均在百万元以上。茶栈通过放贷，直接控制了祁门茶号的生产与销售。由于茶栈仰洋行鼻息，洋行往往操纵茶价，茶栈亦随之起伏，茶号深受其害。１９３４年《祁门茶业改良场第一年工作报告》中对此有过生动描述：“向例商人茶叶到沪，皆存于茶栈之堆栈。此种堆栈，例多阴暗，租金高昂，且以管理不周，并多偷窃之事。据云偷窃损失，每箱平均约数磅之巨。欲偷窃必须先将茶箱破坏，而因破坏所遭走味受潮之损失，更不可以道路计。……一切售卖之事，皆由茶栈经手，货主反多无权过问。其脱售所得茶价，亦须先经茶栈之手。……茶栈因得任意割宰，遂使陋规之多，骇人听闻。”尤其是１９３２年，祁门红茶运抵沪上茶栈后，洋行商人大肄压价，祁门茶商因资本多系借贷而来，利重期迫，无奈之下只得屈从。当年茶价最高者只每担２２０元，比上一年低１４０元之多。全县亏损高达５４６０００多元，茶商普遍损失惨重，亏累不堪，不少小茶商因此血本无归，几致倾家荡产。

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为促进茶叶生产，减少茶栈盘剥，皖赣两省组织成立了“茶叶运销委员会”，实行统一运销。茶号贷款，由政府直接举办，从银行贷款，月息８厘左右，比之茶栈大为减少。祁门茶号与茶栈之间，关系逐渐脱离。茶号受政府贷款，所制之茶，亦由政府统购统销。收购之法，虽与茶栈完全一致，但其中一切陋规，全予取消。如规定收购后若干日内，即须付款，不得拖欠茶商茶款。政府收购价格，乃根据制茶之成本、商人合理利润及茶叶品质而定。收购前，成立评价委员会，由管理机关、收购机构及合作社商人代表若干人组成。各号样茶，编制密码后，发交评价委员会评判等级，公平定价。茶叶统销政策实施后，茶商经营大为便利，运销无需过多劳心。因而获利丰厚，因此大大激发了祁门人经营茶号的热情，这也是１９３６年后祁门茶号大增的原因之一。政府出面放贷，本意是为促进祁红生产，但亦有不少茶商借机骗取贷款。如《工作报告》中说：“更有许多茶号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将政府所贷之款留下一小部，挪为别用，或供挥霍。而用以制茶者，只贷款之大部耳。商人之狡猾图利，有如是者，良可恨也。”

茶商业茶，自然要交税，民国之后，苛捐杂税增多，除５‰的茶叶营业税外，最主要的有：茶防捐，早期每箱茶收４角，后来增至６角到１元；教育捐，每箱县收２分５厘，乡收２角。另有慈善捐、同乡会捐、茶商分会捐等多种，不一而足，名目繁多。当然，茶商们最终会将这些捐税转嫁到茶农身上，真正负担沉重、深受盘剥的，还是广大茶农。

旧时茶商盘剥茶农手段，可谓花样众多。《工作报告》对此亦有生动记述：“唯多数商人，极为狡猾，唯利是图，～…用各种办法，将其利益提高，其主要者，则为剥削茶农。”当年茶叶管理机构虽规定了毛茶山价，但大多数茶商并不执行，随意压价收购茶农毛茶。且在收茶时均使用大秤，祁门人叫作“红茶秤”，最小的都有22两，大的则高达２４甚至２６两为１斤。还要随意扣除一部分不给钱，名日“样茶”，一般为２％，多的达４％。一些资本不足的茶商，拖欠茶农卖茶钱更是常事，就连大茶商，亦如前述发代价券。凡此种种，广大茶农往往是一年辛苦下来，劳而无获，生活困顿不堪。而茶商则大发其财。《工作报告》中说：“二、三年来，祁门茶号，莫不获利甚多，因经营茶号而成为大腹便便、终日呼卢喝雉、花天酒地之富翁，比比皆是。”

正因为如此，１９３３年间，时任安徽省立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的吴觉农先生，见茶栈剥削茶商，而茶商剥削茶农太重，层层转嫁，深感茶区内产销组织不健全。为改变这种状况，决定在改良场内组织成立“茶叶运销合作社”，这也是我国茶业合作的开始。茶叶合作社发展迅速，１９３７年，全县共有３８家，社员１４７７人；到１９４０年，更是发展到７１家，遍布城乡。由于数量多了，鱼龙混杂，逐渐管理不善，经营无序，加之不少茶商亦混入其中，并从中作梗，后期合作社有的关门解散，有的则蜕化为变相之“茶号”，为茶商们所把持。

从总体上看，茶商们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对祁门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是做出一定贡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推动了祁门经济的发展。茶叶历来是祁门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茶叶经济的兴衰，直接影响到祁门经济的兴衰。茶商们的营销活动，是祁门茶叶经济中的重要一环，不可或缺，其对地方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二是促进了祁门茶叶生产。茶商们为打开销路，提高祁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千方百计提高茶叶质量，试制各种名优茶，致使祁门茶叶不断推陈出新，祁红的诞生就是一例。此卦，茶商们还广泛宣传，扩大了祁门茶叶的知名度。三是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茶商们大多为地方知名人士和富豪，作为徽商的重要组成部分，祁门茶商亦多乐善好施，对当地的社会事业如修桥补路、兴学办校等等，均捐输甚多，此类事例更是很多。（网络编辑：茶叶门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