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闽北产茶区对外贸易的，一是世界各地对华茶的需求，二是经营茶叶的利润十分诱人。清代赵翼在他所著的《蕶曝杂记》中就说：“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

在海上茶叶之路崛起的闽北茶商中，武夷山下梅邹氏茶商是对外贸易中崛起的首富之一。《崇安县新志》载：“下梅邹姓原籍江西之南丰。顺治年间邹元老由南丰迁上饶。其子茂章复由上饶至崇安以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民宅七十余栋，所居成市。” 《南丰茶溪邹氏家谱》中记载：“走粤东，通洋艘，闽茶赖以大行。”下梅邹氏茶商通过广州口岸，进入了对外贸易的主渠道。

在海上茶叶之路的拉动下，武夷茶对外贸易量很大。武夷茶在海上茶叶之路贸易过程中，实际上也是跌宕起伏。17世纪末，武夷茶出口量约为3万磅（225担），到18世纪的后50年，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18.35万担；19世纪中叶，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顶峰，最高达到30万担。但到了19世纪末，武夷红茶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局面。1941年，整个武夷茶的对外出口量下滑到0.05万公斤。之后的数十年里，海上贸易的茶叶之路，基本中断。

如今，万里茶路的复兴再度引起人们的共同关注，构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与文化推动战略，为万里茶路起点的武夷山提供了优先发展的契机。武夷山应当借助当年茶船连舸闽江的贸易历史优势，坚定复兴海上茶叶之路的宏伟目标，把武夷山茶叶对外贸易对接到“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