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分-合”：茶园一波三折

　　田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的大问题。几千年来，特别是田地的农民私有化制度确立以来，中国农村田地问题就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新中国建国后，历史性地首次确立了土地的公有制，茶园也未能置身事外。合作社，是最初的公有制管理方式，实现了中国茶园历史上的首次“合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合作社是公有茶园管理模式的主流。三中全会后确定了分田到户的改革政策，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茶农的积极性，促进了茶叶的生产。以此为标志，中国茶园管理从“合”又走到了“分”。

　　然而，正如以后历史所展示的那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分园到户后的茶园与庞大的市场出现了衔接代沟。小农经济与大市场如何对接，成为横亘在茶园发展面前的重大问题。

　　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此，越来越多的茶叶合作社在全国复兴。只是，这是一种与此前不同的新型合作社。

　　现在，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与公司法人合作的新阶段。通过订单生产，合作社与茶叶生产企业成为利益联合体，并得到了不少地方政府的支持。然而，北京社会资源研究所吴晨认为，“这种企业加合作社的方式，容易漠视茶农的利益，从长期来看削弱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政府需要尽快拿出可行方案，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茶农。”

　　另一方面，新的法律赋予茶农茶园承包权的转租权。通过转租市场，企业容易实现规模化经营，这是与合作社差异悬殊的发展思路。

　　从“分”再返“合”的过程，目前依然在进行中。无论最后哪种方式占据主流地位，中国茶叶从分到合的势态，已经不可逆转。

　　吴晨认为，“正确处理茶农与茶企的关系，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以后的政策调控要特别关注。”

　　“名茶”新生

　　中国历史名茶数量庞大，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茶人总免不了一番感慨，“做了一辈子茶，还是认不清所有的名茶”。然而，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却不见名茶踪影。

　　1959年，新中国组织了第一次名茶评选——全国“十大名茶”评选。此后，名茶评选越来越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名茶评选，已经成为国内茶界的一道靓丽风景。

　　施云清说，“名牌战略，是中国茶叶以后的价值依托，是提高产业效益的重要环节。现在名茶漫天飞，不过，这是发展的必要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淘汰，名茶品种自然会降低下来，凸显出名牌中的名牌。”

　　高麟溢说，“名茶评选，只是中国政府扶持茶叶品牌化战略的一部分，另一个重要的措施是重点区域支持战略。”

　　20世纪70年代，我国正式提出建设100个五万担县，这是对茶叶区域品牌的首次大规模尝试。2009年，农业部公布《全国茶叶重点区域发展规划（2009-2015年）》——“扶持重点区域发展”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前后两种“重点”却有着明显的差别。

　　某资深茶人说，“70年代提出重点发展，是为了补救产品匮乏，通过农资奖励等方式，鼓励茶农生产。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就划了个重点区域。”

　　“现时代的重点发展，目的主要是茶园集中，提高亩产效益，然后通过针对性补贴，降低市场成本，谨防茶粮争地。”高麟溢说，“现在茶叶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凡是稍微适宜种茶的地区，都想努力发展茶叶生产。但是，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并不富裕，18亿亩耕地的红线是管理部门必须时刻铭记的原则。”

　　据悉，农业部主管部门曾经批评贵州茶园面积拓展太快，与粮争地，而贵州地方政府则反驳说，茶乡经济贫困，种植茶叶是很好的出路，“致富也有错？”

　　高麟溢认为，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控，未来茶园将不断内迁到中西部的高山地区。在土质肥沃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中部发达地区，茶园面积将会越来越少。

　　出口再唤“统一”

　　出口向来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年产量的1/4-1/3都会用于出口。施云清说，“建国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茶叶出口一直实行统筹管理，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出口放开以后，企业之间相互恶性竞争，造成市场混乱、质量信誉降低，出口量出现短暂回落。现在，中国茶叶出口价格太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内部协调机制，中国需要探索茶叶出口的统一管理机制。我认为，建立出口拍卖制度，确定出口最低保护价，是一种良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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