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段壶铭的构撰应是曼生制作的,友几仿制的;不过这位“友几”,也非等闲之人,“刀法遒劲有精神,妙优于毛中书”,甚至是曼生的幕僚、文友也未可知,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此壶的制作工艺,《茗壶图录》也倍加赞赏:“按兹壶的制作工夫一变,更极精巧,的与流、把里面,削删痕存,所谓捏制者也”,意思此壶是全手工制作。至于何以称为“卧龙先生”,是因为“泥色梨皮,通体深沉而雄伟,如坐如卧,如潜如蜇,有呼欲起之意,故号日‘卧龙先生’。”提到“卧龙”,我们当然会想起《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当年徐庶(号凤雏)曾向刘备推荐他,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后刘备果然“三顾茅庐”请出了这位羽扇纶巾的卧龙先生,导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魏、蜀、吴三国争雄的历史活剧。一把小小的紫砂壶,在奥兰田先生眼里居然成了“卧龙先生”,足见其真的是爱壶成癖了,也可见紫砂壶的无穷艺术魅力。
曼生壶清代陈曼生所制砂壶。曼生,即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浙江钱塘人,能书善画,精于雕琢,以书法篆刻成名,为西泠八家之一,艺名昭显。嘉庆二十一年,在宜兴附近的溧阳为官,结识了杨彭年,并对杨氏“一门眷属”的制壶技艺给予鼓励和支持。更因自己酷嗜砂器,于是在公余之暇,辨别砂质,创制新样,设计多种造型简洁、利于装饰的壶形。自此,文人壶风大盛,“名士名工,相得益彰”的韵味,将紫砂创作导入另一境界,形象地给予人们视觉上美的享受。在紫砂历史上便出现了“曼生壶”或“曼生铭,彭年制砂壶”等名词,表面看来,镌刻名士和制壶名工“固属两美”,实际上,名壶以名士铭款而闻名。虽然写在壶上的诗文书画依壶而流传,但壶随字贵。
传世“曼生壶”,无论是诗,是文,或是金石、砖瓦文字,都是写刻在壶的腹部或肩部,而且满肩、满腹,占据空间较大,非常显眼,再加上署款“曼生”、“曼生铭”、“阿曼陀室”,或“曼生为七芗题”等等,都是刻在壶身最为引人注目的位置,格外突出。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陈曼生一反宜兴紫砂工艺的传统作法,竟将壶底中央钤盖陶人印记的部位盖上自己的大印“阿曼陀室”,而把制陶人的印章移在壶盖里或壶把下腹部,如不留意,往往是看不到的。台湾殷瑗庐收藏之曼生壶多达十余件,诸如:杨彭年款陈曼生铭紫砂圆笠壶、杨彭年款陈曼生铭紫砂合欢壶,线条简洁、做工规整,刀法纯熟、刻工精细,壶底印“阿曼陀室”,运刀犹如雷霆万钧,显得雄健朴茂,金石味十足;壶把下方“彭年”小印;此壶当“名士名工”壶中的精品。
1977年,上海博物馆在金山县收集到一把陈曼生自铭紫砂竹节壶,出土于清代王坫山墓中。壶通高8.8厘米、腹高6.5厘米、腹径12.2厘米、嘴长3厘米、鋬宽3.7厘米。通体紫里透红,以竹段、竹节、竹叶作装饰,壶身稳重挺拔,壶嘴刚直遒劲,灾盖合口严密。壶腹阴刻“单吴生作羊豆用享”篆体八字,署“曼生”楷书款。壶盖内钤阳文篆书“万泉”二字。曼生壶在我国紫砂工艺史上独树一帜。1977年以前未见过出土实物,传世多有赝品,为此,王坫山墓出土的这件曼生壶十分珍贵。
清代陈曼生所制砂壶。 1977年,上海博物馆在金山县收集到一把陈曼生自铭紫砂竹节壶,出土于清代王坫山墓中。壶通高8.8厘米、腹高6.5厘米、腹径12.2厘米、嘴长3厘米、鋬宽3.7厘米。通体紫里透红,以竹段、竹节、竹叶作装饰,壶身稳重挺拔,壶嘴刚直遒劲,灾盖合口严密。壶腹阴刻“单吴生作羊豆用享”篆体八字,署“曼生”楷书款。壶盖内钤阳文篆书“万泉”二字。曼生壶在我国紫砂工艺史上独树一帜。1977年以前未见过出土实物,传世多有赝品,为此,王坫山墓出土的这件曼生壶十分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