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县卢维祯墓（万历38年）出土的大彬款鼎足盖圆壶等，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说法。同样从出土的吴径提梁壶看，在其腹中留有镶接的痕迹，也就是使用了粗陶的内模成型法。又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记载，在明四家“自此以往壶乃另作瓦罐闭入陶穴，故前此名壶，不免沾缸坛油泪。”也就是在明四家以后，紫砂器有专门窑址、用匣钵装置来烧制，而以前的壶体上不免沾有其他缸翁等制品的釉滴。出土的吴径提梁壶也符合这一说法，而该紫砂器也是使用了内模成型法，其工艺精度不高，较粗糙，表面没有使用牛角明针的痕迹，也没有沾上其它粗陶缸翁的釉滴，但手法熟练，在一处窑址上大量专业生产，同时该窑址使用了大量匣钵。综上所述，从紫砂工艺发展角度，我们可以认定，它是吴径提梁壶到时大彬成熟期或时大彬推广拍打成型工艺之前生产的，是紫砂器初创期的、也是明末清初民间大量生产的紫砂器。

　　从前面的介绍可知，该紫砂器胎壁只有2毫米厚，柄制成提梁，腹部下段造型呈锥形，底部挑起并加设一锥管，通至壶体侧表面。其独特的造型，在以往所知的紫砂器中非常罕见，也令许多紫砂专家迷惑。考证中，笔者翻遍目前所有的陶瓷全集也一无所获，倒是在日本朋友所赠的发行于日本天保二年（1813年）的《茶说图谱》中找到类似于该器的腹中有一锥管的茶壶的简图，它在日本煎茶道中是用来煮水的汤铫。书中记叙“江芸阁云，铫，又名穿心吊，《茶疏》所谓必穿其心，令透火气者也，按，铫，其底挑起，故名（）欤。”从滕君女士所著《中日茶问哈交流史》中可知日本煎茶道滞后于中国茶道，是在明代文土茶道基础上创立的，而该明代紫砂器的薄胎提梁、穿心锥管及容量也恰恰符合煎茶道中铫的要求。由此可以推断该紫砂器在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煎茶道中，是用来煮茶、水的穿心铫。另据《茶疏》记载“茶铫以锡为贵”，而金属制品非一般民间百姓所用，而明末又有好茶之风，“从辇下延至民间田舍，无家不备茶具以待过客也”，茶器皿的碎片也可以证实这一说法。同时也印证了《茶疏》中提到的穿心铫与时壶在明代茶道中的重要性与真实性。

　　现在“紫砂穿心铫”的出现不仅填补了紫砂工艺史中吴径提梁壶到时大彬之间的一段空白，而且为研究明代文士茶道及紫砂工艺发展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而出土该砂器的窑址的发现也补充了历史上明代早期紫砂窑址的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