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证理由一：红袍含义

　　大红袍，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袍服。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明朝洪武时期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在公服穿着上，明朝廷明确规定“一至四品着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其中“绯”就是指大红色。因此，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

　　可见，“大红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可以推测：“大红袍”茶出现于明代，并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联系。

　　这一推测与“状元报恩说”比较接近。

　　印证理由二：存世时间

　　“县长命名说”中有“大红袍，民国三十二年，吴石仙题”的摩崖石刻，因此有人推测“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但在成书于1921年的《蒋叔南游记》（蒋希召著）第一集《武夷山游记》中写道：“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可见，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大红袍”茶了。

　　清朝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一斑禄杂述》（1839年）卷四里说：“……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宁府（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

　　“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枪，古人常以“旗”、“枪”指代茶叶），按照“五十年来盛行于世”推算，“大红袍”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大红袍”文字记载的空白，把“大红袍”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印证理由三：史料考究

　　近年来，随着“大红袍祖庭”——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为“状元报恩说”、“大红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1991年，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明史胡潆传》记载明成祖广泛“颁御制诸书”敕封寺院宫观，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永乐”字号。

　　上文也记载了胡潆“十七年（公元1419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在佛教古籍《瑞岩实录诗偈》（清释元贤著）中更有胡源洁的《夜宿天心》诗：

　　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

　　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彻夜品饮“大红袍”的情形。可见在当时，尚在明初的时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大红袍”之名。这些事实与“状元报恩说”几乎吻合。

　　印证理由四：圣旨敕封

　　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圣旨碑，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另一个是否是“状元报恩说”所指的朝廷对“大红袍”的敕封呢？

　　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状元报恩说”原记载于《天心寺志》，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状元报恩说”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更具有历史性、文化性、逻辑性、书面性，可见其确实出自正规的文献，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因为故事情节、时间、人物、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并无走样。综合“状元报恩说”和上述考证结果，“大红袍”是否受过敕封便不得而知了。

　　至此，上百年来众说纷纭的“大红袍”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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