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制壶名家辈出，壶式千姿百态，技术精湛，迎来了中国紫砂陶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在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继起的名家有时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师徒三人，他们的壶艺都很高超，在当时就有“壶家妙手称三大”之誉。以时大彬为代表，所制茗壶，千态万状，信手拈出，巧夺天工，世称“时壶”、“大彬壶”，为后代之楷模。有诗曰：“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而据清吴骞着的《阳羡名陶录》里编载周容的一篇《宜兴瓷壶记》记载“……始万历间大朝山僧(当作金沙寺僧)传供春;供春者，吴氏之小史也，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朽木为摸，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而所谓制竹如刃者，器类增至今日，不啻数十事……”揣摩大彬壶及明代民间的传器，可以看到时大彬对紫砂壶制作方法进行了极大的改进。最大的改进是用泥条镶接拍打凭空成型。紫砂艺术发展到此阶段，遂真正形成宜兴陶瓷业中独树一帜的技术体系。这其中也有着时大彬以前的父辈们(包括时鹏、董翰、赵梁、元畅四大家在内)的共同实践经验，但时大彬是集大成者，经他的总结力行，成功地创制了紫砂常规上的专门基础技法。《名陶录》云：“天生时大神通神，千奇万状信手出。”这样的赞颂，唯时大彬足以当之。几百年来，紫砂全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经过这种基础技法的训练成长的。万历时名工还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佰夸、陈用卿、陈文卿、闵鲁生、陈光甫、邵盖、邵二荪、周俊溪、陈仲美、沈君用、陈君、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陈君盛、陈辰、徐令音、沈子澈、陈子畦、徐次京、惠孟臣、葭轩和郑子候等。可以说是名工辈出，各有绝技。明代是紫砂壶不断翻新发展的时期：“龙旦”、“印花”、“菊花”、“圆珠”、“莲房”、“提梁”、“僧帽”、“汉方”、“梅花”、“竹节”等造型层出不穷。艺人陈仲美将瓷雕技术融入陶艺，是宜兴历史上风格多样、制壶最多的三位名家之一，所制花货令人耳目一新。他最早将款和印章并施于壶底，开创了壶史先例。陈用卿则第一次将铭文刻于壶身，且用行书取代楷书，增加了作品的文气。在这之前，紫砂壶上都不刻任何铭文，即使制壶艺人的名款，亦偶尔以楷书刻在壶底。明代的烧制技术也有所创新，李茂林首创匣钵套装壶入窑，烧成后壶色光润，无裸胎露烧所产生的瑕疵。这一烧制方法沿传至今。万历以后的天启、崇祯年间(公元1621-1644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惠孟臣和沈子澈等。其中以惠孟臣的壶艺最精，为时大彬以后的一大高手，他所制作的茗壶，形体浑朴精妙，铭刻和笔法极似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在我国南方声誉很大。在清初雍正元年(公元1733年)即有人仿制“孟臣壶”，其后仿者更多。署款铭刻开始盛行，出现了代镌铭款的文人刻家。

　　明代后期宜兴陶业的大发展和紫砂器的独树一帜，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分不开的。明代前期的“匠户制”，已较元代松懈，自洪武十六年(公元1393年)起，实行了“轮班制”。到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终于废除了轮班制，改为征银制度，使相沿达两百年的工奴制宣告结束。这些改革使手工业者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从而推进了包括陶瓷业在内的各种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发展，更与当时宜兴整个陶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当时陶类中的商品经济颇为发展，丁蜀镇一带逐渐形成为集中的产区，据《荆溪县志》记载：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1622年)，宜兴窑场的产品已是“于四方利最薄，不胫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贩云集，“千里之外，趋之若鸿”，“沿贾扬帆而晓夜行”，“商贾贸易缠市，山村宛然都会”。至明末宜兴紫砂器也由葡萄牙商人远涉重洋运至欧洲，被称为中国的“红色瓷器”、“朱砂瓷”，成为欧洲市场的热销产品。

　　清代紫砂的发展

　　清代宜兴陶业进入全盛时期，是紫砂壶艺术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特别是装饰艺术发展到了又一艺术巅峰。手工工场的出现令分工日趋细密，技艺逐渐完善，至清末鼎蜀一带出现“家家做坯，户户务陶”的繁荣景象。清代的紫砂在选料、配色、造型、烧制、题材、纹饰、工具各方面均优于明代。

　　清朝初期，几何形器非常流行，筋纹形器和自然器已发展成熟。技巧精湛、善于创新的陈鸣远是其中佼佼者，与时大彬并称，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争鸣远碟”之誉。以陈鸣远为代表，其制作的茶具和杂件雅玩，线条清晰，轮廊明显，特别是他塑造的自然形态作品，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其独到之处在于雕塑装饰、款识书法雅健，作品壶盖有行书“鸣远”印章。深受时人喜爱。至今被视为珍藏。其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其艺术超尘脱俗，其作品表现淋漓尽致，精妙绝伦。陈鸣远开创发扬把中国传统文化诗词书画，山水梅竹的装饰艺术方式引入了紫砂陶壶的制作工艺，助饮茶兴，益人兴致，把壶艺、茶趣融为一体，极大的提高了紫砂壶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在紫砂陶艺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中叶以后，文化参与紫砂壶的制作，一壶之上集工艺技法之大成，可交替运用书法、诗画、篆刻、雕塑、镂空、镶嵌、泥绘、彩釉、绞泥、掺砂、磨光等技法，因器而异，变化丰富。文人参与制壶，是清代紫砂壶艺突出的时代特征，且成为清代壶艺的主流，给壶艺发展以极大的推进。嘉庆年间知县陈曼生爱好紫砂壶，精于书法、绘画、篆刻，亦属名家。为振兴陶业，手绘十八种壶式，即曼生十八式，并邀制壶艺人杨彭年、吴月亭等为他制壶，又邀文人好友为之绘画、刻文，世称“曼生壶”款“阿曼陀室”。使得紫砂壶成为高雅的陶艺作品。这个时期在壶身题款成为风尚。由艺人杨彭年制作、名家书刻铭文，风格古雅简洁，这类壶的壶底、壶盖、壶身常留下定制者、制作者、刻书画铭文者的名款。宜兴紫砂壶“字依壶传，壶随字贵”由此而盛。

　　清道光、咸丰年间至清末紫砂壶的壶形和装饰，在该阶段愈加变化多端，千姿百态。工艺追求简洁，壶式结果取材于自然的瓜类并配以简单线条，极为精巧。邵大亨创作的鱼化龙壶灵巧可爱，盖上龙头可活动，龙舌能伸出;百果壶匠心独具，壶身圆形，上贴白果、瓜子、栗子、红枣等各式瓜果，以莲藕为壶嘴，菱角为壶把;还有竹节提梁壶。太湖石提梁壶等。黄玉麟将古代青铜器和陶器艺术特色融化到紫砂壶的制作中，技艺精湛。至清朝晚期，题款、以壶赠友成为时尚，壶价日高，贵于金玉，《桃溪客语》说“阳羡(即宜兴)壶自明季始盛，上者与金玉等价”，可见其名贵。

　　明清时代，亦多用龙窑烧造紫砂陶器。清代前期宜兴龙窑约有四、五十处，除分布在鼎蜀镇周围外，青龙山南麓和北麓、任墅石灰山、川埠宝山寺及上袁、潜洛、汤渡等地均有。清末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在南京举办了我国“南洋第一劝业会”，其宗旨是为奖励农业，振兴实业。宜兴阳羡陶业公司的紫砂陶器获奖。

　　近代紫砂

　　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紫砂器，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然后又恢复和发展的曲折过程。

　　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前夕，可以说是急剧衰落阶段，从1949年以后到今天，则是复苏和进一步大发展的阶段。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到1937年上半年，宜兴紫砂业仍在缓慢地发展。1912年前后，宜兴芳桥开明人士周文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父亲)提倡实业，创办“利用陶业公司”，聘任宜兴川埠上袁村的前清秀才邵咏常为经理，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设分店，扩大经营业务。1917年，江苏省议员潘宝坤(蜀山西街人)向江苏省政府提议在蜀山办一个陶业工厂，很快得到批准。本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的一群工商业家和宜兴的实业界人士，在宜兴上海、无锡、天津和杭州等城市开设专营陶器的商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吴德盛陶器公司、铁画轩陶器公司、利永陶器公司、陈鼎和陶器公司和葛德和陶器公司，以及“福康”、“豫丰”等。

　　据1919年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宜兴的蜀山、丁山、汤渡和川埠一带的沿山居民，仍然“家家制坯，户户捶泥”。全县有窑货行二十五家，各种陶窑四十余座。紫砂茗壶、花盆、花瓶和饮食器皿的制作，集中在蜀山和川埠;龙盆、罐头等黑货集中在蠡墅;缸类集中在丁山和白宕;缸翁类集中在汤渡。整个窑场工人近六千人，临时工则因季节而增减。这一带的居民通常全家参加陶业劳动，或碎土，或炼泥，或徒手制坯，或户外晒坯，或研制釉料，或绘画施彩，或书画雕刻，或装坯烧窑，男女老幼都不例外。由于紫砂器的销售量猛增，以及为了迎合国内外资产阶级和达官贵人爱好古董的需要，紫砂器的艺术水平在此期间明显下降。但也有少数艺人坚持工艺创作，有他们独到的艺术贡献。如程寿珍(公元1858-1939年)，别号“冰心道人”，他擅长制作“掇球壶”及仿古紫砂壶。所制掇球壶端正完美，稳健丰润，犹如大小双球叠垒，曾获得巴拿马国际赛会和芝加哥与博览会的奖状。同时得到奖状的还有紫砂名艺人俞周良所制的“传炉壶”。又如范鼎甫，他不仅善于制作紫砂壶，而且擅长紫砂雕塑品，他的大型雕塑作品——“鹰”，曾在1935年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前，是宜兴紫砂业的急剧衰退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丁山、蜀山窑业区的厂房和民房被毁者达六百多间，陶窑完全被毁者十二座，还有一些陶窑被侵略军改作炮台或碉堡。当时宜兴陶业情况是“大窑户逃往外地，中小窑户无意经营”，每年曾以百万件紫砂供给全国和远销世界各地的蜀山窑场，那时全年所烧紫砂茶壶不满千。到四十年代初期稍有恢复，但年产值最多时也只及战前最高年份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1945年抗战结束时，宜兴还保留有陶窑六十四座，但到1949年前止，产量最多时不过开烧四十六座。1948年是抗战结束以来宜兴陶业较旺盛的一年，全年共烧了二千七百四十窑次，但仅为1936年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八。其中七座紫砂窑中只开烧了三座，全年只烧二十窑次，烧造的品种也只是一些茶馆所需的普通粗茶具。而紫砂业在整个宜兴陶业中的比重，也从1936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下降到1945年百分之八点九。曾经有过六、七百人的紫砂从业人员，到1949年前只余下三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