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茶抽收茶银碑》、咸丰元年的“龙王井”《功德碑》、光绪二年的正顶刻有思茅同知大印、并且刻有“大清光绪二年”之落款的“福庇西南”大匾、 光绪十四年间的《工价截止碑》，和民国九年“倚邦全体汉夷民众”为民国普思殖边第六行政分局勤政爱民的张瑞三局长立的《遗爱碑》。其中，《工价截止碑》所载的倚邦土司曹氏的官衔为“地方总理茶政兼管钱粮事务军功都阁府”，统管“五大茶山”，主管“贡茶”等茶政事务。那“福庇西南”大匾，凝结着曹氏土司认真征收“贡茶”，勤政管理“五大茶山”，造福于西南百姓的业绩。这些碑和匾共同记载着倚邦的部分官史及茶史之辉煌。

从明代中期起至清末，倚邦历经“乾隆三十一年瘴疠大作”，道光二十五六年“瘟疫甚行，采丁三殁其二”，以及民国初年的瘟疫等频繁而严重的病灾，其茶业随之几经兴衰，居民人口时起时落，但始终保持着万人左右。到乾隆年间，建有江西、石屏等综合会馆和川主、孔子、孔明、城隍等近20种庙宇。从清嘉庆年至民国期间，倚邦先后创建过20多家茶庄。

清代光绪末年，社会动荡，连“贡茶”都于光绪三十四年在运往昆明途中被盗匪洗劫一空。朝庭又查无头绪而被迫停止了“贡茶”的征收，倚邦火热的商品茶叶市场也逐渐变得萧条冷落，这使倚邦的历史地位开始下降。后来，补远桥的几建几毁和由勐养分别到勐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