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交通阻绝，技工失业流散，生产中断，整个紫砂陶业几乎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期间很多谋取出路的年轻紫砂艺人纷纷效仿前辈走出宜兴赴上海寻求发展，譬如仅以顾景舟和蒋蓉为例：当时适逢年轻的顾景舟被聘至上海郎玉书之郎氏艺苑，专事仿古制陶。而到了民国31年（1942年）左右，他又被聘至上海标准陶瓷公司当模型技师，当时先后还有蒋蓉也被聘用至标准陶瓷公司。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不想无至尽地去做仿古壶。不过，上海的岁月对于这些年轻的紫砂艺人来说并不顺意，由于标准陶瓷公司的老板贩卖日货，投靠汪伪政权，他们便在1943年至1944年之间先后结束了上海之行。对顾景舟而言，返乡的1944年是贫困漂泊的一年，他以制壶用印含“萍”字暗寓漂泊不定之意；而对于蒋蓉则是因贵人重返沪上之年，她因范敬堂而于期间重赴上海虞家花园里做起了花盆技师。而在宜兴，到了民国33年（1944年），整个蜀山窑厂全年所产的紫砂壶不满千把。到了1945年抗战关键的一年，顾景舟在家乡以为人定制洋桶壶为生，而蒋蓉则以虞家败亡之际又不得不重返家乡，结束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