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明清之交，苏式家具把最负盛名的“明式”风格推上了历史的巅峰，同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保持了这一伟大传统，这是苏式家具最辉煌的岁月。清代中期后的苏式家具在改良中不断出现新面貌，并越采越受到广式和京式家具风格的影响，产生了各种变体，使苏式家具形成了许多新的形制和式样，但它没有像广式和京式家具一样，完全成为一种清式家具。

　　■苏式家具与京式家具

　　大致与广式家具盛行的年代相当，由北京地区生产的清式家具，一般被称之为京式家具。北京是明清两代京城所在地，是最高封建统治阶层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在物质文化领域常常集全国之精华。宫廷内外使用的家具，从皇室到官宅，主要选用高级的漆饰家具，运用雕漆、镶嵌、描金、罩金、戗金、堆漆、填漆、彩绘、剔犀、犀皮等漆艺和装饰，使各类家具富丽堂皇，美不胜收。在苏州地区开始时兴优质硬木家具时，京城里对花梨木、紫檀木等细木工家具似乎并不热衷，故宫等遗存的家具实物资料中，明代的十分少见，有的也是因特殊需要而制作的。北京地区流传的明代苏式家具，可能主要是江南人入朝为官进京时从家乡带过去的，也有一些是通过其他各种途径，由商贩买卖而运送去的，但数量均不会太多。

　　清代早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我们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中不难知其大概。被认为绘于康熙朝晚期的这12幅屏风绢画，使我们看到了漆器家具和硬木家具在内府使用的真实情景。其中有不少漆饰家具，如榻、方桌、书架等，其款式和装饰与明代漆器一脉相承，而硬木制作的直背圆梗扶手椅和双圈结勾子头桥梁档桌子等，似乎就是江南地区生产的苏式家具，或者是宫廷仿制的苏式家具。这些采用优质硬木生产的苏式家具，对北京漆饰家具的生产不会不发生影响。

　　到了所谓的“清三代”盛世繁荣时期，硬木家具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于是很快地时兴起来，苏州、广州等地的能工巧匠更多地被招募到京城，专门设计制造硬木家具。但统治者的审美情趣与江南文人完全不同。一方面，皇宫大殿和内宫的环境需要隆重和气派，家具要有厚重的体量和架势，故常设计制作一些特殊功能的品种和式样；另一方面，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喜欢高贵、华丽和雕琢，使硬木家具显得五彩缤纷、富丽堂皇。加之充足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一味崇尚精细繁华、光怪陆离的效果，使宫廷家具无论是重材质，施巧工，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清代硬木家具的艺术风格，在这一地区又产生了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和面貌，显示出别开生面的气象。其中不乏雍容大度、精丽高雅、美轮美奂的优秀作品，它们同样作为清式家具的代表而与广式家具并驾齐驱。从某种意义上说，京式家具比广式家具更富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它使清式家具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水平在某些范畴中得到了提高。

　　显而易见，北京地区的硬木家具，更多地吸收了漆饰家具的传统和特色，南方地区则受到西方文化的侵入，从而各自产生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这些风格特点又反过来影响苏式家具，特别是乾隆以后，使苏式家具表现出了许多“清式”因素，产生了所谓传统优质硬木家具的“变体”形态。首先，它突出地加强了家具形体自身框架构成的结构变化，从四平八稳的传统程式化的架式中，努力创造出许多新颖的形制和式样来，使苏式家具的造型出现了新的面貌和新的款式。

例如扶手椅中的直背椅、云钩扶手椅，案桌中的各种小型书桌、五花八门的琴桌以及圆形类的家具等等，都大大地突破了明式的一贯形式，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受和丰富的审美情趣。这种结构的变化还更进一步促进了传统细木工艺水平的提高。其次，在装饰上，不仅摆脱了墨守成规的装饰手法，且运用多样的装饰材料，加强了家具的视觉艺术效果，增强了造型的形象感染力。但是，苏式家具在时代变化中，仍一如既往地固守几百年来的传统。尽管推动之下的变革也时有所显，但只是局部的，有限的，这就是与广式和京式不相吻合、不能同一的原因。

　　总而言之，在江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和文化艺术土壤中孕育产生的苏式家具，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以其独特的时代风格和艺术特征在明清家具中最负盛名，并由此而成为中国古代传统家具的经典。同时，清代早中期以后京式和广式家具也在新的历史发展中创立起新的时代式样，形成了新的风格和特色，从此也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