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在青花瓷上的兴起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以下几点：

1.色料的改进和工艺的掌握

　青花色料最初多为进口原料，常用的一种称为苏泥勃青，其含铁高，含锰低，由于原料含较高的铁元素，在瓷器烧成后会产生一种结晶斑点，并出现浸漫的效果。这虽与墨色施于宣纸的效果类似，但其发色却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人为很难掌握，绘制较为细致的人物画和注重笔墨的山水画难度更高。明后期国产原料普遍采用，如康熙年间就普遍使用国产浙料，它含锰高，含铁低，性能稳定，可以较缓慢地绘制。这使工匠可以摆脱流水式程式化图案的局限，作一些全景山水的尝试。“分水法”在明天启年间已创立，而在清代康熙时期，被广泛运用到青花瓷器装饰上，因此康熙青花瓷素有“康青五彩”之说。“分水法”是根据绘制需要把颜料与水按比例进行调配，使青花装饰产生不同的色阶，具有传统的国画“墨分五色”的效果，由此突破了历代青花平涂的袭饰方法。分水皴法将涂、染与各种皴法巧妙结合以表现山石，并充分塑造了景物的空间层次及立体感，传统绘画的远近、干湿、虚实得到了生动地体现。无论是远山近水、飘渺云雾，还是疏林茂丛，其绘制手法不亚于纸上山水。

2.装饰风格的自身发展规律

　青花瓷器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其装饰的精巧、繁缛、纤细达到极致，以清逸、淡雅的山水入画反成为一种全新的装饰风格（图7、8、9）。文人山水所追求的审美取向，笔法的苍劲多变、设色的清新淡雅、意境的深幽阔远，画面的别开生面直接冲击着以往陈旧的装饰风格。民窑率先突破了规范化风格的束缚，出现了大量的写意花鸟、人物、山水题材的画面。发展到明清时期，由于绘画的影响，瓷器装饰中主题性图像逐渐兴盛，工艺性特征的边饰逐渐被弱化，并尽可能地将有限的装饰空间留给主体纹饰，这种装饰手法在崇祯时期青花瓷作品中大量出现，成为最有特色的装饰构图之一。传统的装饰纹样往往取材于自然现实，注重视觉效果的表现，但这种无主题的装饰纹样势必会流于程式，这就需要吸收其他艺术门类中的精华。于是一种既有形式感又具人文内涵的题材适时地补充进来。

3.制作、使用、收藏群体的形成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官窑数次停烧，而民窑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少。并且官窑中部分技艺高超的陶工流入民窑，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窑瓷器无论质量还是款式都应该相应得到提高，同时反过来影响官窑的设计。明代官窑的制瓷业很长时间是由宦官掌管，其审美取向对整个瓷器风格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在清代，特别是康熙十九年以后，朝廷派官员监造和管理官窑，其中不乏擅于丹青、通晓绘事的督史参与瓷样的绘制，直接影响了瓷器的样式设计。如康熙时的刑部主事刘源就画了不少瓷器图样。《清史稿》记录：“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其所画的瓷样无疑会对整个瓷器风格产生影响。民窑画工也竞相学习丹青，在绘画技法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文人和宫廷画家直接参与到青花装饰艺术的创作。《陶雅》中曾记载说“不但官窑器皿仿佛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人化，波澜老成。”

　明清资本经济的发展蔓延至整个文化领域，文人阶层也参与到市场领域，官、商、文士阶层界限逐渐打破，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雄厚、趣味高雅、社交广泛的大收藏家。上等瓷器的收藏、使用人群由皇室扩大到更大的社会层面。士夫官宦、富商巨贾、文人墨客订烧高质民窑瓷器之风颇为盛行，其收藏兴趣势必影响瓷器的设计风格取向，这推动了瓷器艺术的长足发展及工艺美术与绘画、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结合。而当时的民窑业主的文化素养较之前代亦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由此形成一个制作、使用、收藏的文化群体。这一点从当时富有文采的题款即可见一斑。如各种堂名款“大雅斋”、“听雨堂”等；此外如“清玩”、“雅玩”等字样也出现于瓷器之上。这种由文人山水画和书法题款钤印的巧妙安排创造而成的青花瓷，可谓是瓷器中的逸品。

　值得感叹的是，瓷上山水画在之后的历程中浮浮沉沉。直至清末民初，在繁华富贵的主流审美取向之后，才又一次出现了文人山水画的风潮。其先行者为新安画派的程门父子及当时的一批文人画家。尤其是程门父子，以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浅绛山水技法入画，开创了陶瓷上的“浅绛彩绘”（图10）。而之后的“珠山八友”又继续将浅绛彩发扬光大，形成了民国最具特色的“瓷上文人画”。当然，一些研究将“瓷上文人画”的创立完全归于程门父子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明清之际的这段绽放于青花瓷之上的光彩在整个瓷器史上虽只能说是瞬间的闪亮，然而其对之后瓷器装饰风格的影响力却是不能抹去的。